⊙文載一九九六年八月號香港《開放》雜誌。
中國往何處去？
問：中國文化在世界上最居悠久歷史。但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其一部份被遺忘。今後是否存在這種可能性：對現存的文化進行保護，使其達到以往的高峰。
柏：沒有一個人否認，文化是有生命的，它有萌芽期、茁壯期，當然也會衰老、死亡。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歷史悠久，僅僅使用文字，保守的估計，也有三千五百年，對宇宙來講，三千五百年是一個短暫的時間，但從生命的觀點看，三千五百年足使一個文化進入暮年。我不能具體的指出那一年起，中國文化開始渟滯，但是可以感覺到，我們的文化，至遲從十四世紀就開始腐爛、沉澱，成為一個使人窒息的巨大醬缸。使我們的思考能力和檢討能力，以及追求理念的能力，都受到很大的傷害。我曾經寫過《中國人，你受了什麼詛咒？》，用一篇小說的形式，提出我對我們民族的憂慮。
文化的衰老，最敏銳的表現在國家的力量上，自十九世紀以來，中國不斷被西方國家擊敗，使中國人在腐蝕力極為強大的缸底驚醒，才發現中國之外，還有其他更強、更大的國家；也發現除了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之外，世界上還有其他更吸引人，更博大精深的思想和主義。於是，到了二十世紀，中國遂成為一個各式各樣思想及各式各樣主義的龐大試驗場。一百年中，中國國土上，至少有過下列四次驚天動地的大規模試驗：
——推翻清王朝，同時也結束歷時約五千年之久的專制政治，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接受西方基督教信仰，建立亞洲第一個基督教王國（太平天國）。
——中國人自己發明了三民主義，建立亞洲第一個高舉主義大旗的國家。
——接受馬克思共產主義，建立亞洲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接連四次嚴厲的試驗，並沒有使中國和中國人的處境改善，反而使中國更加貧窮，互相殘殺、互相憎恨，臉上蒙羞。本問題是：「新中國成立之後，其一部份的文化被遺忘，今後是否存在一種可能性：對現存的文化進行保護？」文化形成是一種生命累積，無法用幾次政治運動，使人遺忘。所謂新中國，如果指的是共產中國的話，我認為她不但沒有忘記傳統文化，反而是把傳統文化中最惡質的部份，強烈發揚。例如中國特有的官場文化，包括精緻的阿諛術，和無恥的政治謊言，以及根性上的不誠實，都被轉化為現實生活，跟列寧、史達林式的獨裁政治，熔為一體。東西文化中最邪惡部份大融合之後，產生一種更墮落的意識觀念，使中國人的腳步，既踉蹌、又沉重。
問：中國目前是否還能意識到長遠的儒家思想傳統？儒家思想是否今天還被提倡？它是否還能幫助解決現存的問題？
柏：兩千年以來，儒家思想通過各種形式，像大海中章魚的群腳一樣，緊緊的抓住中國。共產中國一度強烈反對儒家，除了對儒家大肆侮辱外，還使用政治力量，希望消滅儒家思想。然而，儒家如果那麼輕易的就被消滅的話，它本身就不會有存在價值。儒家是一種柔性思想，可以跟任何一種相異的，甚至相衝突的思想結合，它本質上是和平的、保守的，像一盆溫水，而且基本教義是：「統治者尊貴，被統治者卑微」。每一位以統治階級自居的知識份子，都欣賞這種理念。所以，共產中國不久就回歸到儒家大旗之下。而新加坡共和國，也在努力提倡儒家，原因在此。
本問題提出的是：「儒家思想是否能幫助解決現存的問題？」我認為：共產主義在各地所作的試驗，全都失敗，足夠證明共產主義並不能解決社會問題，也足夠證明馬克思所發明的程式，只會使試驗所爆炸，不會產生大家所期望的新的事物。儒家亦然，她治理中國，已有兩千年之久，不但沒有把中國治理好，反而越治越糟。兩千年是很久的試驗時間，足夠證明她沒有治理國家的功能，對我們解決現代問題，所能提供的幫助，幾乎是微乎其微。只因為，儒家思想中，缺少人權思想，缺少民主觀念，而這兩大支柱，正是現代文明必須具備的基因。
問：中國長期處於閉關自守狀態，直到近一百年來才對世界開放。近十五年來一直進行著市場經濟改革，這條路是否正確？它將會被導向哪裡？
柏：因為地理環境的緣故，中國擁有亞洲東部廣大的土地，幾乎一開始就控制黃河、長江兩大流域，而在這兩大流域上，創造出古老的中華文化。當中國人已讀書識字的時候，四周的其他民族，還都在茹毛飲血。巨大的差距，使中國的版圖不斷擴充，而且所向無敵。附近鄰居們對這個龐然大物，自然會說一些討好奉承的話，中國人聽慣了之後，就信以為真。進貢本是一種小國向大國表示臣服的行為，依照常理推測，小國應該認為進貢是一種羞辱，但事實上卻不然，外國向中國進貢卻是一種權利，中國拒絕外國進貢則是一種懲罰。原因很簡單，小國進貢一些破銅爛鐵，中國君主滿足了虛榮心之後，就賞賜大量的金銀財寶，做為酬謝。很多小國，為了爭取更多向中國進貢的次數，不惜攻擊中國的邊境。中國漸漸自滿自大之後，遂變成一個封閉國家。到了一八四○年代，鴉片戰爭後，清政府五口通商，中國才第一次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一九四○年代，共產中國建立，再度封閉，這次封閉的原因，不是拒絕外國的進貢，而是拒絕外國的平等、自由、人權思想的傳入，共產國家最主要的特徵，是它必須鎖國，好像一塊巨大的堅冰，最畏懼陽光照射。共產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年代的對外開放，是一種冒險行為。不過，無論政府或人民，都從開放中發現自由經濟的益處，她再想回歸閉關時代，可能性不大。
問題是，開放政策這條道路雖然正確，但正確的道路不一定平坦，就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可以預見的是，中國社會將會發生貧富極端不均的現象，官吏普遍貪污，社會正義和公道受到踐踏。這種情況下，中國內部產生巨大的變革，甚至可能發生革命，如果這樣，中國人的災難還在後頭。只有在和平中找到平衡點，那才是中國人的幸運。
問：中國知識份子評價本國人，有的以身為中華人而驕傲，有的批評中華傳統文化，比如柏楊曾寫過《醜陋的中國人》一書。有沒有具有傳統典型特色的中華人？如果有的話，能否舉出一些典型？
柏：我是一個中華人，因為我別無選擇，我不能選擇我的出生，但我並不以身為一個中華人為榮。近五百年來，在世界文化史上，中華人無論在文學上（除了一部《紅樓夢》）、音樂上、繪畫上、雕塑上、宗教上、哲學上、建築上，以及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上，幾乎沒有任何貢獻。如果中國像印加帝國一樣，突然從地球上消失，真不曉得後人拿什麼事物來懷念我們？但是，我也並不因為我是中華人，而感到絕望，我屬於這個族群，這個族群還使我有過痛苦，但也使我感到奮發，而充滿挑戰。本問題提出：「有沒有具有傳統典型特色的中國人？」當然有！古代孔丘就是最早的一位，他性情溫和、博學多才，有很大的包含性。像王安石、李卓吾，他們都能跳出儒家的束縛。近代則有胡適，他和王安石一樣，道德相當圓滿，開創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領域。像蔡元培、王雲五、孫觀漢，都是知識份子的典範，而我所沒有提及的人，當然更多。文化大革命期間，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出賣朋友、出賣父母、出賣子女、出賣良知，大多數人，仍保持善良方面的精神，而這些正是中國所以能復興的一個動力。
問：要不要接受巴金、馮驥才等人的建議，成立一座關於文革時期的博物館？
柏：我非常贊成修建文革紀念館，事實上，我在台灣，也正發起修建一座「綠島垂淚碑」，碑上刻著白色恐怖期間，被槍決和坐牢的人的姓名。我所以贊成這種行動，主要的是，這是一種文化躍升，認為：對於政府過去的罪惡，不應忘記，當你忘記過去政府的罪惡的時候，政府的罪惡一定會重現。而中華傳統文化，有一種嚴重的傾向，就是希望人們忘記政府的罪惡。尤其是暴君暴官，更害怕人民記得他們製造出來的災難，總是告誡說：「算了！算了！」以及「過去的就過去了，不必再提！」以便他下次行兇時，人民能夠順服的接受。如果有人不肯忘記，就會被認為你不愛國、不寬厚、不容忍，故意挑撥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感情，應受到譴責。
長期生活在專制獨裁下的中國人，終於被訓練成一群馴順的羔羊，習慣於把政府過去的罪惡，一筆勾消，特別是這項災難與切身沒有直接關連的時候。這種表面看來既往不咎的「溫柔敦厚」，乃是因為不敢面對過去錯誤的一種懦弱卑怯的反應。久而久之，中國人遂不能分辨是非，喪失了檢討和反省的能力，鼓勵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製造災難。
問：在將來會不會對六四事件作出新的歷史評價？如果會的話，會在哪段時間內？
柏：對一個歷史事件的評價，因為立場和背景的不同，往往並不一致，甚至於恰恰對立。然而，無論如何，「六四」是一件大事，永遠是共產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