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載一九九四年三月六日至十二日美國《星島日報》。
人權與人生俱來
知名作家柏楊攜夫人張香華女士應矽谷中國民主促進會的邀請，訪問灣區，將發表演講。記者在弗斯特市柏楊義女劉元旭家中，採訪了海內外都非常知名的柏楊先生。
記者（以下簡稱記）：柏楊先生，您生在河南開封，長在大陸，一九四九年去了台灣。在那個重要的歷史關頭，去台灣是不是你個人的選擇？
柏楊（以下簡稱柏）：我是一個要自由的人，國民黨再腐敗，它還給人留下了一定的自由空間。這正如胡適所說，在共產黨統治下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當時一位朋友給了我十四元大洋，我去了台灣，他留在大陸，現在在黑龍江。去年我去大陸參加《柏楊版資治通鑑》發行的儀式，再度見到當年這位故舊。回首四十年來，他狼狽不堪。如果當年他不給我那十四元大洋，我和他的位置就有可能調換過來。去台灣是我自己的選擇，事後發現，那更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記：即使在台灣坐了九年多的牢，您依然認為您當初的選擇正確？
柏：我從小就參加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不到二十歲又加入了國民黨，後來又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我這樣的人，國民黨都不能容我，難道共產黨能容我？
記：如您太太張香華女士所說，當年的優秀青年大多『偏左』，你當年是如何建立起對共產黨的認識而沒有『偏左』呢？
柏：我的同學當中就有許多共產黨人，他們要「一切交給黨安排」。奇怪，自己的一切為什麼要交給黨？自由是我自己的文化，我生命的情調。
記：國共兩黨在言論控制上都相當嚴厲，這一共性有沒有什麼共同的根基？
柏：共同的根基就是獨裁政治。獨裁政治的基本特質就是要不擇手段肅清異己，國共兩黨的這一本質與法西斯、與納粹，沒有什麼區別。
記：國共兩黨互相間的區別呢？
柏：唯一的分別就是共產黨無孔不入。在國民黨統治之下，還可以不說話，國民黨還給人留下一個保持尊嚴的空間，你可以游離邊緣。共產黨不然，它可怕得多，共產黨的做法是徹底摧毀你的尊嚴，滴水不漏，一網打盡。
記：此種現象的文化基礎是什麼？
柏：獨裁、封建、邪惡三結合。資本主義越往東方越腐爛，共產主義越往東方越凶暴。
記：你過去寫雜文時，是否要考慮在批評當局和保護自我之間建立某種平衡？
柏：當然。不僅我，所有的文化人，和報紙編輯，心中都有一個小型的「警備司令部」。我追求的是改革，不是革命，所以我不鼓勵犧牲，生命何等可貴！文化人不是政治人，文化人以追求自由為目的，而政治人以追求政權為目的。追求政權的人可以去犧牲，政黨有時也需要有人去坐牢。我是單純的文化人，我並不希望走進監獄。
記：你如何掌握這種平衡同時又不昧自己的良心呢？
柏：我用最不嚴肅的文字，表達最嚴肅的思想。雖不能暢所欲言，但說的是真話，本來可以更嚴肅的話，因為有所顧忌而變得緩和。那時寫文章，發表後當天沒有人打電話找你麻煩就很令人滿意了。
記：您是不是說，文化人與政治人由於追求自由的目的不同，因而他們一旦結盟也只能是階段性的？
柏：政治人要奪取政權，文化人則批評政權。當他們共同推翻一個政權，政治人追求到了權力的寶座，而文化人還是文化人。政治人得到寶座之後便成為新的統治者，好朋友也疏遠了，政治人與文化人的蜜月很快就成為過去。許多與國民黨、共產黨合作過的文化人，後來成了國民黨或共產黨的敵人？政治人一旦把天翻過來，媳婦熬成婆，成為新的婆，而文化人仍是挨打受氣的舊媳婦。
記：您描述的是民主形態不健全的政治結構之下可能發生的情形。
柏：政治人與文化人之間關係的變化，有良性，也有惡性。在民主國家，他們之間的親密感情，可能不變。如果是專制封建政體，所謂以「革命」自居的政體，關係一定惡化。
記：一九六八年您被捕入獄，事先您有沒有預感？
柏：有，但不相信會真的發生，我不是一個聰明的人，英國哲學家羅素說，凡是坐牢的人，從他們坐牢的這個事實，可證明他們的聰明不夠。
記：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你在《中華日報》上發表了譯自美國「大力水手」的連載漫畫，內容是父子二人合購小島並建立國家，互相競選總統並且互不相讓。您譯這幅漫畫，有無諷刺蔣氏父子的用意？
柏：實在沒有。我的英文是天下第一大爛，更不會咬文嚼字，於是，在譯「Ｆｅｌｌｏｗｓ」時，順手就把它譯成「全國同胞們」。當時工作很辛苦，根本沒去多想。事到如今，連小朋友都會指出我的翻譯有問題，的確也是。不過，我當時確實沒有想去諷刺誰。
記：不期然而然？
柏：大災難往往起因於一個小偶然！調查局對我說，「全國同胞們」這個說法全世界只有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使用，所以我要付出代價。
記：有人說你在潛意識裡有反諷的動機。
柏：不知不覺地流露？有這種可能。不管怎麼樣，「大力水手」事件只是藉口，無論有沒有這位水手，他們都會逮捕我。那時我正為《自立晚報》寫雜文，一天到晚提心吊膽，生活在剃刀邊緣。只怪我仍不夠小心。我真的沒有故意去污辱誰。
記：誰是他？
柏：蔣經國，當然，還有蔣中正。出事之前李煥曾經對我說，別寫了，別惹麻煩，還是教書去吧。李煥說他的一個朋友可能接任國立藝專校長，當時我在國立藝專兼課，講授文學概論，如果李煥的朋友接成了校長，教我正式到國立藝專。
記：李煥為什麼會如此關心你？
柏：李煥是位厚道的長官，他告訴我，他常參加一些高峰會報，每次，情治單位都有人提到我的名字，而提到我的名字的時候，蔣經國他都不講話。這不是好兆頭，可是我當時不知道。
記：您後來沒有教成書。
柏：李煥的朋友沒當成校長。
記：當你被投入綠島開始牢獄生涯之後，你對蔣中正、蔣經國有無新的認識？
柏：我過去寫雜文一直是以部下及學生的立場去表達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去進諫言，希望他們能採納。
記：您是蔣的學生？
柏：蔣中正把不少學校的校長都兼下來，不是連林彪都是他的學生嗎？我當然也是他的學生。想不當他的學生都很難，一直希望他是一位真的英明領袖，能改正自己的錯誤。把我關起來之後我就想，蔣家他們對我的處罰並不是我應該得到的，一句話就動用極刑。
記：這種心情你在綠島的時候有沒有表達的機會？
柏：我不會和自己過不去。
記：監獄中有體罰？
柏：在這一點上國民黨還多少遵守遊戲規則。他們拷打囚犯的目的在於取得口供，一旦取得口供，就不再拷打了。到了監獄，沒人認識你是誰，沒必要動粗，除非你主動挑釁。
記：你說國民黨多多少少遵守遊戲規則，那麼就是說國民黨也有不守規則之時？
柏：當初我被判了十二年。一九七五年，蔣中正過世，大家減刑三分之一，我的刑期應該是八年，可是後來又軟禁了我一年零二十六天。軟禁是一種更邪惡的暴行，絕對違法。軟禁沒有刑期，要一直關到蔣家父子滿意為止，他可以關你三個月、三年、三十年。沒有規則的專制，比有規則的專制還要壞，所以說惡法勝過無法。被軟禁的人大赦都赦不到，因為你既沒有犯罪，又不是囚犯！這是蔣家殘忍的一面。判一個確定的刑期還有個盼望，軟禁永沒有出來的日子。
記：一個作家有了牢獄生涯之後，對社會政治問題的看法是否仍能持平？
柏：人格特質不同，反應也不同，有些人一輩子咬住仇恨不放，有些人把這場災難化作營養，有些人全盤崩潰。所以，對問題看法，落差一定會有。
記：九年牢獄生涯，您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柏：我的思想跟歲月同時成長。進監獄前我是個小說家、雜文家，主要寫社會問題，這是一種比較表層的貢獻。進監獄之後，我開始探討冤獄。發現冤獄是中國歷史的主流，中國差不多每朝每代都要屠殺功臣。歷史上，政治與法律不分，政治官員同時也就是司法官員，從宰相到縣長，他們的主要任務不是政治，而是司法。
記：譬如包公？
柏：是的。官員的榮耀往往建立在他有沒有製造冤獄上，這個標準是不是太低了？包公放在今天就是市長，他雜七雜八什麼事都管。你想想看，一個國家的行政官如果都忙著打官司，這個國家能好嗎？
記：您如何分析這一重要的歷史現象的產生原因？
柏：這說明我們的文化有病。五千年的歷史上並沒有使我們建成一個民主及法制國家。事實上，幾千年歷史不過是幾千年的冤獄歷史，我出獄後不少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