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載一九八七年六月Ｐｌａｙ Ｂｏｙ中文版。
不一樣的念頭
柏楊的傳奇，除了因為他那些善用妙喻，勇於揭發社會黑暗面的雜文，而擁有龐大的讀者群之外；他身陷囹圄，從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到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共九年零二十六天，對柏楊一生的影響也至巨。
當年柏楊在台灣被捕，導火線是一幅美國金氏社發行的「大力水手」連環漫畫，柏楊負責文字方面的翻譯，被指控為：「以影射方式，攻訐政府，侮辱元首，動搖國本」。
在漫長的牢獄歲月，柏楊仍潛心閱讀《資治通鑑》，寫作不輟。獄中著作，計有《中國人史綱》《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及《中國歷史年表》。出獄後，他以現代語文，專心譯寫《柏楊版資治通鑑》，這個工程浩大的工作，估計尚要三年半時間，才能大功告成。
柏楊以其深湛的史學、通透的史識，對中華民族的命運，備為關懷，同時對傳統文化，痛加反省，因而寫成《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但中國大陸的《光明日報》，刊登文章，抨擊柏楊的觀點，遂使柏楊成為更受爭議的人物。
恰巧在這個時候，柏楊應香港電台及《星島日報》邀請，為「開卷有益」徵文比賽，主持頒獎，訪問香港一周，Ｐｌａｙ Ｂｏｙ中文版趁這個機會，派筆者進行訪問，深入探討柏楊的心路歷程，包括柏楊的坐牢感受、柏楊對歷史和文化的看法、柏楊對海峽兩岸政局的批評、柏楊對香港的觀感，以及柏楊獨特的愛情觀點。柏楊的談話，一如雜文和歷史著述，警語百出，風趣生動之餘，亦不乏沉痛之音。
岑逸飛：柏楊先生，我曾整理過一些有關你的生平資料，現在先向你查證一下。你是在一九二○年生於開封，幼年喪母，那麼你的父親和兄弟呢？
柏楊：我是河南省輝縣人，生於開封，我大概一歲的時候，母親去世，沒有印象。父親是在一九三九年死於開封。我有兩個弟弟，都是繼母所生，一個弟弟已經去世；另外一個，不曉得他在哪裡。
岑逸飛：你先在開封高級中學讀書，後來加入國民黨，做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抗戰勝利後，考進四川東北大學，對嗎？你是哪一年大學畢業的？
柏楊：一九四六年大學畢業，那個時候我二十七歲。當時抗戰已經勝利，我去瀋陽，在私立遼東學院做副教授。
岑逸飛：那個時候，很多年輕人都加入共產黨，我相信共產主義的吸引力很大，但你早已經對共產黨看透了？
柏楊：這只是機會問題，一個人會受環境影響。抗戰爆發的時候，我十八歲，高中二年級，選擇的能力很低。大家都說，共產黨好，國民黨不好。國民黨也警覺到這個問題，在各地設立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免得青年到陝北去。我們並不知道到底誰好，我是身不由主，不知不覺加入國民黨的。現在回想起來，我認為我沒有選擇到陝北去是對了。可是當時我以為我選擇錯了，還深恨自己一時糊塗。
岑逸飛：那個時候共產黨的宣傳很厲害？
柏楊：非常厲害，但沒有機緣讓我到陝北去。那時候去陝北也不容易，我在河南當兵的時候本來可以透過同學去的，可是那個領導人（高我一班的學長），後來不曉得什麼原因改變了主意。
岑逸飛：那時，你們已覺得國民黨不好？
柏楊：也沒有覺得國民黨不好，我只有十八歲，分辨能力還不夠，尤其在河南省那地方，比較閉塞。
岑逸飛：你是在一九四九年到台灣，一九五○年開始用「郭衣洞」本名寫文章，當過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副組長、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省立成功大學副教授、台灣藝術專科學校教授，後來在台北《自立晚報》做副總編輯，對嗎？一九六○年你開始用「柏楊」的筆名在《自立晚報》和《公論報》寫文章，我聽說你這個筆名的來歷跟台灣的橫貫公路通車有關？
柏楊：你對我這麼清楚，使我嚇一跳；你的準備工作如此認真，更使我欽佩！你說得對，那個時候我去參觀台灣橫貫公路，只有一個地方名為「古柏楊」的隧道，還沒有通車，我們就步行走過那條隧道，當時我覺得「古柏楊」這個名字很好。
岑逸飛：你是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開始坐牢，本應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釋放，後來再軟禁一年零二十六天。說到坐牢，我曾經有一個坐過政治牢的朋友跟我說，坐牢好像去過一次地獄，所以他不願意談坐牢的情形，認為外間的人永不會明白。你有沒有這個感覺？
柏楊：我想每個人的性格不同、看法不同。我的反應是：我要大聲講出來。講的目的，不是讓朋友分擔我的痛苦，而是讓人家知道世間有這種事，然後這種事才能夠避免。大家都不說話，就會以為坐牢也沒有什麼。其實沒有什麼不可以講的，猶太人集中營的事大家如果不提，那怎麼可以改進？
岑逸飛：然則坐牢算不算是一種鍛煉？
柏楊：應該是一種鍛煉，牢房就好像煉爐一樣，如果你是真黃金的話，會煉得更亮更紅更好；如果你是假黃金的話，一煉就變成廢鐵。有很多人，在外面慷慨激昂，可是一關進去，往往萬念俱灰，甚至自殺，甚至出賣朋友同志。
岑逸飛：我這個說法也許刻薄一點。從另一個角度看，坐牢是不是一件好事，可以增加人生的體驗？
柏楊：這種說法有真實性，但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坐牢機會，也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適應，不適應的話就產生負面的影響。不過每個坐牢的家庭，都會發現孩子們的成長很快，可以一夜之間就成長。我記得我第一次被傳訊的時候，我的八歲女兒，她就覺得不對勁，她問媽媽：「爸爸往哪裡去？」她媽媽很焦急，叫她不要問，她就說：「媽媽，告訴我：我不哭！我不哭！」
岑逸飛：他們把你抓去，據說因為你翻譯美國金氏社「大力水手」漫畫而惹禍。那是怎麼一回事？
柏楊：那組漫畫是說，大力水手父子在島上競選總統，發表演說，其中有一句我翻譯為「全國軍民同胞們」，這是個導火線，特務說：「全世界只有我們總統用『全國軍民同胞』，而且漫畫是在元月三號發表，剛剛在總統發表文告之後，這是什麼意思？」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因為這些漫畫是金氏社供應全世界各國的，每個禮拜供應一次，下個禮拜供應什麼，沒有人知道，而且我也沒有本事拜託美國金氏社在什麼時候供應什麼，沒有能力作這個安排，但他們指責我在打擊領導中心。
岑逸飛：可能他們想抓你已經很久，只是找不到一個藉口，現在機會來了。
柏楊：是的，所以我說國民黨並不像他們自己說的那麼善良，他們笑臉的時候你也要當心。他們最喜歡鬥文化人，人類最弱的一環就是我們。
岑逸飛：他們抓你以後怎樣用刑？
柏楊：我右膝蓋的骨頭被他們打斷（柏楊捲起右褲管，指出膝頭的骨折處），到現在還沒辦法復原。他們有種種花樣給你痛苦，主要是要侮辱你，要打破你的自尊心。到最後，你會發現，你完全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後來我終於受不了，我說你們不要把我打成殘廢，你們把我打成殘廢之後，我出去後只有餓死。
岑逸飛：那麼你就跟他們合作，他們要你講什麼就講什麼？
柏楊：你完全錯了，你不能講這種話，這種話一講出來以後痛苦更大。他們是要你：做什麼事說什麼事。這個時候最為痛苦，你要揣摩特務在想什麼。好像，我不知道加入什麼團體，才能使他們滿意；開始時我說我加入共產黨，特務就破口大罵：「你配？」後來我招出「民主同盟」這個組織，事實上我根本不瞭解這個組織，但他們接納，說：「你看，早講就好啦，不用受苦。」
岑逸飛：你坐牢的時候，每天的生活怎麼樣？有沒有體力勞動？
柏楊：國民黨對政治犯只在審訊時用酷刑，發監執行後就比較客氣。體力勞動是沒有的，而且你想種菜、想煮飯，還不容易，要申請。每天很清閒，可以看他們允許看的書，可以寫東西。從早到晚，除了吃飯之外，就是坐牢，你的天地就是你的舖位。有些人整天坐著，等著吃飯。
岑逸飛：我聽說你的眼睛不大好，是因為坐牢的時候晚上看書、寫稿，但燈光不夠，損壞了眼睛。
柏楊：牢房的特徵，燈掛得很高，跳起來也摸不到，而且只有一盞燈。
岑逸飛：其實白天也可以看書，晚上休息一下，談談天不是更好嗎？
柏楊：當然可以。只不過同房的人，水平不一樣，往往沒有什麼可以談的。政治犯的成分很複雜，不是每個政治犯都是知識份子。而知識份子中有台獨的、有老右的、有老左的；我是屬於老左的，但我跟老左的人又談不來，縱然可以談得來的話，每天見面，三個月什麼也談完，到最後就每天面面相覷，無話可說。
岑逸飛：假如坐牢的時候不讓你看書，那怎麼辦？
柏楊：不讓我看書，我想我會瘋。
岑逸飛：你出牢以後，所寫的文章，好像沒有以前尖銳，是不是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