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載一九八七年五月台北《自由時報》。
兩岸之間
中國大陸的所謂「台灣熱」，除了因為海峽兩岸近四十年的隔絕所造成的神秘感之外，有其一定的統戰作用。去年（一九八六）秋天掀起一片「柏楊熱」，造成《醜陋的中國人》與《中國人史綱》等書的搶購熱潮，不意半年不到，今年（一九八七）三月，中國共產黨忽然翻臉，批鬥起柏楊，並將柏楊書籍全面查禁。反觀所謂「高陽熱」「瓊瑤熱」等，則一直相安無事，究其因，則與大陸如火如熾的學生運動有著微妙的關係。
我們可略加判斷：所有專制封閉的政權都是禁不起批判性、開放性的文化思潮的。
本報於日前邀請新生代作家高天生，專訪柏楊，請這位海峽兩岸的風雲人物，談談他的心路歷程，本文為柏楊先生在此重大事件之後，返台後首次接受訪問，地點在台北新店花園新城柏楊寓所。
高天生：大陸目前正在批判你，尤其是《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在大陸瘋狂流行一陣子後，最近共產黨官方突然以強硬的態度嚴加批鬥，你個人感受如何？
柏楊：假如我三月間沒有到香港，也不會知道中共正批鬥我。有趣的是：幾乎每一篇報導文章，左一句「台灣作家」，右一句「台灣作家」，在地緣上讓我有一種跟政治上一樣的感覺：我是一個「邊緣人」。對中共的突然翻臉無常，我唯一的感想是：中國人，你什麼時候才能脫離苦難！
高天生：大陸「文化大革命」時，執政的國民黨曾發起若干行動對應，但這次對於你被批鬥事件，國民黨沒有任何反應，這種態度是否有特殊的意義？
柏楊：我想國民黨的處境十分尷尬，例如，當大陸學生運動達到高潮時，各國紛紛報導，可是台北很少看到。因為國民黨不能說學生運動是好或不好，如果說好的話，會不會有後遺症，如果說不好的話，變成和共產黨一條陣線，國民黨又說不出口。而對於我，你教囚禁過我的國民黨說什麼？
高天生：香港英文虎報對你的稱呼是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ｓｉｄｅｎｔ（台灣政府反對者），好像台灣已經變成你的標籤，你也提及自己的處境像「邊緣人」，與你有類似出身背景的作家很多，一方面好像不願只做一個台灣作家，但是另一方面，不管到哪裡，不管你承認與否，人家不會稱你是中國作家，心理上的調適有否困難？
柏楊：嗯，我一九八一年到新加坡、馬來西亞，人家都稱我是台灣作家，我立刻就完全接受，心理上一點困擾也沒有。可能和我的性格有關，好比我坐牢回來，很容易適應外面的環境，而進去坐牢時，我也沒有發瘋。到哪裡人們都稱我台灣作家，不稱我中國作家，這只是一種現象，既不是恭維，也不是歧視，譬如，我去台中開會，別人稱我是台北作家一樣。
其實現在很難說誰不是台灣作家，除了住在澎湖、金門、馬祖的人外，大家都住在台灣本島。在本島若干作家眼中，我顯然不是台灣作家，但也不是中國作家，而是外省作家。這種強烈的地域觀念，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特色，近六百年來累積下來的制度，特別強調籍貫，這與科舉考試有關。吳稚暉是江蘇省常熟縣人，去鄰縣無錫參加考試，結果考取了，無錫的人公開驅逐他，因為他們少了一個名額。我們現在考試中對滿、蒙邊疆的人，設有保障名額，無形中也形成另一種地域觀念。因交通發達之故，地域觀念雖然逐漸消除，但是基於實質利益，有時不得不把地域觀念，作為武器，打擊敵人。前幾天報上一則新聞說，台北博愛路一個門牌號碼內，有二、三百戶人家，當初他們的祖父在淡水，因為漳州人與泉州人械鬥，房子被一燒而光，才搬到台北來，這些往事回想起來有什麼意義？但當時卻是一個嚴重的課題。現在漳泉械鬥，總算沒有了，應該把這種「窩裡鬥」精神，移轉到對外競爭，像猶太人一樣，那麼團結，那麼有力量。否則如果仍繼續「窩裡鬥」，社會就要付出很大代價。身在台灣的中國人的地域觀念，本來不很敏感，但一旦受野心家鼓勵，加上政治感情後——一談政治就黑白不分了。譬如所謂「台灣話」，哪一種語言是台灣話：閩南話？客家話？高山話？有人說外省人應該走，外省人也可以要求：先來的先走！這種地域觀念是中國傳統文化最醜陋的一面。
高天生：隨著社區文化、生活共同體，意識慢慢凝聚，現在大家比較能容納，而且交通、資訊發達後，地域觀念會慢慢消失。
柏楊：希望慢慢消失，但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野心家必須不再故意的特別挑出來利用，一旦挑出來利用，成為敏感問題，就會隨時爆發事端。
高天生：四月份出版的香港《明報月刊》，登廣告說有一篇「《柏楊版資治通鑑》謊話連篇」文章，你有什麼看法？
柏楊：這是一項詐欺，廣告和內容不符，廣告上的題目是：「《柏楊版資治通鑑》謊話連篇」，雜誌上的題目則是：「一本不瞭解原著的譯作」。作者孫國棟先生，大概一萬三、四千字，我最大的致命傷是我沒有時間對批評答覆。但我將來一定會答覆，孫國棟先生的基本錯誤，在於忽略了文言文的粗糙性，對於古文，不能照字典上的意義解釋。
高天生：根據香港報紙報導，大陸學生運動澎湃發展，受《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影響很深遠，中國共產黨批判你，目的也在壓制內部的民主潮流，你認為壓制能不能成功？
柏楊：中國共產黨這樣做，最主要的目的是對內壓制。問題是，假如學生運動的社會條件不成熟，誰也沒有能力促進運動。假如學生運動的條件成熟，誰也沒有能力加以根絕。大陸學生接觸到比較多的資訊後，發現世界這樣廣闊，這樣有深度，情緒上面臨很大的衝擊，所以很容易接受來自也是中國人所在的一個島上的一切，包括台灣的歌星、作家等。
接受的結局是，他們開始反省，從政治上的反省，到更深的文化反省。《醜陋的中國人》不過是文化反省中許多著作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本書。不過其他著作用的都是學術研究術語行話，與群眾有距離，而我的講稿比較通俗，大眾容易接受而已。
高天生：貪污問題，台灣也很嚴重，趙少康在台北市議會常以此當主題質詢，後來，提出成立「反貪污局」的構想。大陸對於政治上的貪污現象，民眾開始反省；台灣處在相似的文化下，有否類似反省的行動出現？
柏楊：台灣對文化層面的反省，要比大陸早得多，而且沒有受到政治壓力和軍法審判，表示已經到社會能接受的地步。現在反對黨成立，意義更重大，顯示台灣的腳步跨得比大陸快。
現在大陸上學生雖然爭取民主，但是民主的條件事實上還沒有成熟，我們所說的「民主」，當然是中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社會中根本沒有民主，只有中產階級才能培養出反對力量，大陸本質上沒有私有財產，所以產生民主政治的條件相當欠缺。但是，因為是一種絕望狀態，學生的憤怒才更強烈，他們無路可走，控訴無門，看到社會上貪污腐敗，青年學生憤怒無法遏止。沒有管道發洩，學生運動幾乎成了唯一管道。
高天生：你在很多著作中強調，中國文化缺乏人權思想，沒有平等觀念，政治上欠缺民主見識。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為什麼會發展成現在的狀況，依你的觀察，有哪些因素介入其中？
柏楊：有一個因素是：台灣的政治條件比較成熟，中產階級興起後，反對的力量才有庇護所。
其次，台灣所結交的朋友很重要，如果結交的朋友是烏干達的阿敏先生，或是中非帝國的皇帝，那我們就不能有現在的發展了。
再者，教育普及，民智啟發，在這一點上，國民黨做了很多好事，假如大家都不認識字，也就無從發展政治和經濟。無論如何，國民黨所提供的是一種民主式的教育，縱然有很多事照教科書來做行不通，但是社會大眾總是有若干民主的概念，一旦社會條件成熟，即能有民主的成果。
然而，社會很多人對民主的認識仍然有限，民主最重要的是能容忍不同的意見，這是一種生活方式，必須經歷幾千年或幾百年，才能逐漸成型。中國文化沒有平等的觀念，不是我在你之上，就是我在你之下，馬上就被定位，所以往往不許對方發言，把反對當作反抗，把不滿當作不忠，當然很難形成民主生活。我在想：培養民主生活，必須由自己本身做起，對自己的妻子、丈夫、家人，彼此尊重。中國人最喜歡感情上的效忠，常聽到有人說：「他是我的好朋友，無論如何我支持他」，事實上，必須要看是什麼事才支持，如果朋友去偷竊、殺人，也支持嗎？還有中國人不喜歡讚揚別人，從不把人放在平等地位衡量，不是將對方壓得很低，就是把對方抬得很高。
高天生：從比較浮面的情況看，所謂中產階級，在香港可能比在台灣更普遍，為什麼發展會不同呢？其他華人社會的國家，像新加坡、馬來西亞，你也去了幾次，中國文化在當地的發展如何？
柏楊：殖民地政府讓人民享盡經濟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