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載一九八八年六月台北《卓見生活》雜誌。
怎麼看法律
由於近期社會型態轉變得極為快速，而脫法和脫序行為卻一再發生，社會遂呈一片混亂。因此，本刊特訪問柏楊先生，探詢他對「解嚴前後」社會現象的獨特看法……
楊子江：部份人士對國人的「法律素養」評估，並不是很高，對此您有何看法？
柏楊：中國人的一般法律知識，幾乎可說是「零」，試看中國人竟把「情」「理」「法」併為一談，希望三者能同時兼顧，就可作為說明。因為在制定法律之初，就已經把「情」和「理」考慮在內；所以在執法者行使公權力時，不應再把「情」和「理」推到法律之上。
楊子江：社會型態轉變趨向於更民主的境界，為什麼目前社會上有更多脫法行為？
柏楊：社會型態是在轉變，現在，人民許多行為，都脫離法治的軌道。至少在目前，法律和道德都沒有發揮它應有的約束力，社會遂呈現一片混亂。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一方面過去大家都把不滿的情緒壓抑下來，長久積壓的結果，造成誰都不知道「標準」的尺度是什麼？另一方面，法律及政府都沒有建立起公信力。
舉例而言，人身攻擊在民主國家中是一件嚴重的罪行，會受到嚴厲的處罰，反觀我們國家，處罰卻十分輕微，有時候罰一點點錢就可以了事，根本發生不了任何嚇阻的力量，反而有鼓勵作人身攻擊的傾向。
也由於政府沒有公信力，法律沒有尊嚴，人民不遵守社會秩序，脫法行為當然大量發生。最使人感到興趣的是，有些人不斷公開的侮辱國家過去的元首——蔣中正父子，表示他樂意於因此而受到法律制裁。這種現象顯示人民過去所受的壓迫和憤怒的反彈，要想保持紳士的風度，確有困難。
楊子江：對於壓抑不滿情緒所發生的後遺症，我們應抱何種態度？
柏楊：由於被壓抑太久，好比彈簧，一下子鬆手，它會毫無選擇的猛然彈起來，並且可能因彈得太高而失去控制，我們的社會目前正是如此。積存了太多因不滿而產生的問題，不單單只是人身攻擊和惡意栽贓而已。不斷脫法行為發生，告訴我們：這不是一個健康發展下的常態社會，而是一個從傳統封建下蛻變出來的問題叢生的病態社會。
長期的高壓控制，人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服從命令，控制一旦拿開，人民就會開始抗爭，幾乎全是情緒性的發洩，社會上充滿了怨恨的「毒話」。根本解決之道，必須從問題的癥結所在著手，如果畏懼真相，不敢探討病源，徹底醫治，而只是一味呼喊「仁愛寬恕」「過去的已經過去」，只會使災難擴大。
楊子江：部份人士認為我們的社會太過於開放，對此您有何看法？
柏楊：這句話是胡扯！「開放」永遠沒有太過。只有「有」和「沒有」的區別。好比人類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空氣，人人都有權利充分享用，不會有太過的問題。
我認為應更正為：開放是否超越了法律所賦予的極限？目前我們的社會需要的是法律、規則、道德勇氣，公道和正義感，就是因為缺少這些動力，使得社會呈現混亂，但我們不必怪罪「開放」、怪罪「自由」，只要建立起法律秩序，一切都會步上正軌。
楊子江：一般民眾對於戒嚴令的實施並未感覺有所不便，但仍有少部份人士持反對立場，對此您有何看法？
柏楊：大多數民眾（包括我在內）不瞭解自己應享有的權利，所以也不知道戒嚴令的實施，到底剝奪了自己什麼？
舉例而言，在戒嚴期間一切犯罪案件均屬軍法審判（後來才限於叛亂及盜賣軍油），並且禁止憲法所賦予人民的集會、結社、罷工的自由。然而，最嚴重的是：綜觀世界各國歷史，有哪一個國家的戒嚴令實施長達四十年之久？在這一點上，國民黨可謂創下世界紀錄，應該賣給金氏年鑑。
楊子江：您對於戒嚴期間所謂「政治犯」有何看法？
柏楊：以政治理念而被囚禁的人，不管扣到頭上的是什麼罪名，都是政治犯。政治犯和刑事犯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是為了別人的利益，或是為了其所信仰的政治理想；後者則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國民黨叛亂罪的刑罰，最輕的是七年有期徒刑，最重的是死刑或無期徒刑。但是如果被認定加入了叛亂組織且有叛亂的行為，卻是唯一死刑。例如，某人五歲時參加過共產黨兒童團，今年他八十八歲，說了一句批評蔣家的話，就是唯一死刑。然而最使人震撼的，卻是有些人在服刑期滿釋放後，依然被軟禁。軟禁比判刑更可怕，判刑總有一個期限，連無期徒刑也有可能減刑、大赦，而軟禁卻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著離開牢獄，因為他沒有判刑，所以「減刑」「大赦」都輪不到他，這是國民黨蔣中正、蔣經國父子最大的罪行之一。
江：解嚴之後，社會上出現許多「街頭抗議」事件，對此您有何看法？
柏楊：目前的街頭抗議雖然容易發生衝突，但我們並不需要憂心忡忡，應用平常的眼光看待，與西方民主國家幾百年的示威遊行歷史相較，我們的民主政治現在只不過剛剛萌芽，就好像一個剛要學走路的小孩，重心不穩時，總會跌倒，因而對於衝突事件的發生，實不足為奇。等到人民的法治水準達到某個程度，暴力行為就難獲得支持。
西方國家的抗議方式，通常是手中高舉著牌子，把自己不滿的理由適度表示出來，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痛苦，而不是要製造別人的痛苦，如此才能得到大多數人民的同情。至於西方國家的政府對於抗議事件，並非全部接受，他們會先請學者專家來評估衡量整體事件，如果認為要求不合理，政府不會屈服。
楊子江：解嚴後報禁隨之解除，對於執筆者有些什麼影響？
柏楊：戒嚴期間，每個人（包括編輯、記者、作家）心裡，都有一個小型警備司令部（我們稱之為「小警總」），都非常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的警覺，自我設限於一定的文字範疇。但往往事與願違，常有意外情況發生，碰上地雷。譬如：撿字工人一不小心便會把「中共」撿成「中央」，類似這種錯誤，警備總部與特務機關，絕不寬恕，最幸運的結果是被認定「為匪宣傳」——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某些人已經夠特別小心謹慎的了，但是仍然不可避免鎯鐺入獄。
解嚴之後，陰霾仍深植於部份文化人心中，他們驚魂不定、觀望疑懼，認為國民黨的解禁措施只不過是暫時現象，都不敢輕易地拋開心裡的「小警總」；而另一部份人士則因長期的壓抑，一旦解開枷鎖，就如同脫韁的野馬，飛奔騁馳，寫出來作品的激烈和高姿勢，往往超過正常社會的正常抗爭水平。
楊子江：您對於目前翻案風波之盛行，有什麼看法？
柏楊：我贊成翻案，目的是要使真相大白。對於被處死的人雖然不能復活，但活著的人卻可以因死者的沉冤得伸而獲得再生。人民有知的權利，只有使人民知道冤獄的真相，才有可能防止以後再發生同模式的冤獄。所以對於翻案，任何人都不必擔心，除非他是製造冤獄的主凶或幫兇！
楊子江：我們的法律是否制定的不夠完善，您有何看法？
柏楊：國民黨政府制定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刑事訴訟法」。但是在特務和昏瞶卑怯的法官手中，卻沒有效果！因為特務和昏瞶卑怯的法官先生，破壞了它。
中國人喜愛弄權，政治領導人物尤其喜愛弄權，這是傳統文化中最大的病毒。舉一個例子：如比說，蔣中正制定法律，不準在客廳裡小便，但他自己卻偏偏在屋角撒泡尿，表示他不同凡品；而毛澤東更兇猛，他在制定不準在客廳裡小便法律之後，卻索性到客廳正中央拉泡屎，表示他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想要革除這種惡習，每個人必須有法治觀念，和有道德勇氣保衛法律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