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載一九八八年三月一日台北《客家風雲》雜誌。
從人治到法治
鍾春蘭：你和國民黨的淵源頗深，關係也頗複雜。可否請你談談入黨來台的經過，以及年輕時你對國民黨的認識。
柏楊：我十八歲加入國民黨，是對日抗戰第二年（一九三八），在軍中跟著大家集體加入。那時共產黨遠在天邊，加入共產黨根本不可能；我沒有選擇的餘地，周圍接觸到的、耳朵聽到的，都是國民黨。不過，我雖然是集體加入國民黨的，我並不後悔，因為政治理念給我有歸屬的感覺。抗戰時蔣中正的威望非常高，包括毛澤東也去過戰時首都重慶，高呼蔣委員長萬歲。當時青年對蔣中正效忠的心態，可從一件事看出來；平日我們年輕朋友聚會談話，都發自內心的稱呼他「領袖」。記得我在「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當兵時，他有次閱兵，我當儀隊，當時效忠他的程度簡直快沸騰起來。我那時的心理，如果有人刺殺他，我會趴到手榴彈上、保護他，我願意為他犧牲，為他擋住槍炮。
抗戰末期，年齡長了幾歲，心智也成熟多了，開始發現身為國民黨總裁的蔣中正並沒有能力治理中國這麼大的國家。
後來我之所以跟隨國民黨來到台灣，根本說不上有什麼具體計劃。當時只是一味地感覺自由很重要，現在很多朋友都還記得我那時講過的話：「只要是自由的地方，擺個地攤也高興。」對於共產黨，我始終覺得和自己格格不入，因為它太好了，可以說我不配它；也可以說我害怕它，它怎麼可能有那麼完美？外表太完美的東西，一定跟實際有太離譜距離。人如此，黨也如此，我無法相信。
前不久，我連絡上在大陸的老友李思忠，他現在是國際級的魚類專家。一九四八年時，他正在北京師範大學當助教，我們兩人感情非常好，他勸我：「你不要走，你這樣的才幹在國民黨裡會被摧殘，在共產黨裡才有前途。」四十年了，言猶在耳，沒想到他在大陸也遭遇到與我同樣的命運。想想中國人真是悲慘！他最近來信說：「當初你答應我不走，後來找不到你，我很不諒解，現在證明你是明智的。」
那時在大動亂之下，每個人都棲棲惶惶。八年抗日加上國共內戰，十年的時間，人們流離奔波，缺吃缺穿。有些人雖然也反共，但因為疲累了、倦怠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安定下來，只好留下來算了。但我內心裡卻不肯接受這種屈服，我就是想找個自由的地方；沒有選擇的餘地，還是逃向國民黨區域。那時我茫茫然地去到上海，在徐家匯住進設在四號橋警察公墓的難民收容所。有天忽然聽到幾個年輕朋友談論已遷到台灣的海軍士官學校招生的事，恰巧負責招生事宜的大隊長吳文義，是我以前當兵的隊長，我便這樣的來到台灣。
國民黨在大陸為什麼會撤退、失敗？全國國民為什麼會那麼左傾，為什麼對共產黨那麼嚮往？對抗國民黨並不那麼容易，國民黨有現代化的理論、現代化的主義、現代化的武器，更有現代化的組織、特務。但它最大的缺點是領袖低能、幹部腐敗，國民黨若不腐敗，就沒有人要革命，共產黨絕不可能成功。
到了台灣，我越來越發現蔣中正心胸窄狹，見識有限。所謂「君子不可不弘毅」。毅，他是有的，就是不夠弘，心胸不開闊。而政治這玩意，卻是非「弘」不可，否則弄得自己不快樂，大家也痛苦。
鍾春蘭：蔣中正、蔣經國父子領導國民黨七十多年，在中國現代史的政治舞台上居於主導的地位。你和蔣氏父子都有所接觸。先請你談談對蔣中正的認識如何？
柏楊：蔣中正頭腦僵固封建，不論外貌內心，都是蠢而且笨，見識膚淺。舉個例子，他當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時，到處設立駕凌行政院之上的「委員長行營」；後來當了國民政府主席，改成「主席行轅」；一臉「我就是要過癮，我就是要破壞體制」的沾沾自喜。
蔣中正沒有能力治理國家，從另外一件事可看出。那時重慶有家共產黨主辦、每天都抨擊政府的《新華日報》，蔣中正每天早上都看，於是政府各個首長每天早上去「官邸」時，在車子上都害怕得不得了，怕挨蔣中正的罵。在上者若有統御能力，並不需要罵。要是常常罵，做屬下的唯一希望是不要被罵，結果是：不工作不做事的人，反而受到重視，因為「多做多錯，不做不錯」。
蔣中正到台灣後，記得有次青年節，救國團在從前總統府前的三軍球場舉辦大會，蔣中正上台講話。因為大會是救國團主辦的，我就站在他旁邊。他講完下來時，對著副總統陳誠，用一種極為輕視的姿態，對他說：「你跟他們講講話，嗯！你跟他們講講話，嗯！」一面說一面走了，傲慢囂張，連正眼看陳誠一下都沒有，彷彿陳誠不夠格似的。蔣中正沒有溫暖、也沒有風度，只是形勢把他推上金鑾寶殿，他早已忘了自己是誰。所以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曾說：「蔣中正的能力只夠指揮一個團或一個師。」
鍾春蘭：蔣經國先生過世了，他在晚年的一些改革，開啟台灣民主政治的新頁，贏得海內外一片讚譽。在大家歌功頌德之餘，請你為我們拂去政治上的層層塵霧，讓我們認識、瞭解真正的蔣經國。
柏楊：我對蔣中正非常失望，但是我覺得蔣經國差強人意。剛來台灣的幾年，他時常自己開著吉普車去北投政工幹校，那真是早起晚睡，枵腹從公。不管說他是共產黨的身段也好，說他是江湖的身段也好，他有他父親很多不及的地方。他知道群眾，而蔣中正卻只知道聚幫結派。
蔣中正有句名言：「只要是要錢的事都好辦！」一九六○年國民代表大會在台北開會時，代表鬧得很厲害，他問當時的秘書長：「他們鬧什麼？」答說：「他們要錢，要出席費，要房子。」蔣中正說：「沒關係，只要是要錢的事都好辦！」過去大陸上很多反對他的軍閥鬥不過他，即是因為他有錢、有特務組織。現代化的特務組織加上古老的金錢，一下子便把對方瓦解。但他那一套遇到初期的共產黨，便完全失靈。
蔣經國比他父親能幹得多，他知道國民黨失敗在於官吏的貪污、軍隊的腐敗，所以他加強政工，整肅軍隊風紀。當年在大陸時國民黨軍紀之壞，比土匪還不如。軍人要是看你不順眼，可以把手榴彈丟到你家裡，甚至用機關鎗對著你掃射。隨便一個穿軍服的士兵上了火車，要佔幾個位子就佔幾個位子，沒有人敢講話，他更不需要買票，因為沒有人敢向他要票。所以大陸上的人常講：「不怕警察怕軍隊。」
此外，軍隊中普遍吃空缺。一個人當連長，家裡就成了銀行。這些弊病都在蔣經國手裡改好，對社會的安定有莫大的幫助。除了整飭軍紀外，蔣經國還有個貢獻，便是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設立，替退除役官兵安排出路，用他們開鑿橫貫公路、興建工程等，讓他們退了伍仍有盼望，否則軍人沒出路，台灣社會可能早就陷於混亂。
我在救國團看到的蔣經國，跟以後的蔣經國不一樣。他年少時受共產黨的教育，很多手法跟共產黨一樣，和他父親截然不同。蔣經國是相當無情的，而蔣中正是黑社會起家，對一些貪污犯還念鄉友之情，姑息、縱容他們，蔣經國則嚴刑峻法。
蔣經國還有個好處是很少人能左右他，歷史上一些昏暴之君，其實是被別人牽著鼻子走的獒犬，蔣經國則不太受別人左右。他的侍從不能跟他談半點公事，否則立刻調走。起初看他老是調換隨從副官，有時一星期調一個，覺得很奇怪，後來發覺原來如此。前幾年，反抗群眾罵他罵得很厲害時，他完全知道。有人提議制裁，他對那些特務說：「這是罵我蔣家，我都不發怒，你們發什麼怒。關於我蔣家的事，你們不要管。」
基本上，蔣經國的性格不是民主的，在某方面來說，也都不可愛。四十年前，我在復興崗當過兵——暑假期間一個半月的「中上級政工幹部儲備訓練班」。那時禮拜天是放假的，後來因為加強訓練，臨時規定禮拜天不準出去。很多人為此怨聲載道。有些從南部來的，不見得對政工有興趣，但對台北有興趣，希望上台北玩玩，或和女朋友約約會，這下子不能玩了，火大得找出蔣經國以前的講詞：「長官不得以任何理由剝奪士兵的假日。」他們把訓詞拿給當時在政工幹校當教育處長的王昇看，要他向蔣經國報告（蔣經國當時任政戰部主任），但是王昇不敢報告。
蔣經國這樣的性格，在他生命最後兩年的革新求變中，得以發展出了不起的突破。假如他早兩年去世的話，國內政局絕沒有這樣的局面。雖然他同樣有很大私心，但這難免，我們不作過份的苛責。
鍾春蘭：蔣經國的改革為什麼來得那麼晚？而不早幾年？他改革的力量來自哪裡？是形勢所迫？還是靠他本身的智慧？
柏楊：改革所以來得那麼晚，因為蔣經國似乎仍然在希望：最好不要改革。他一直有重回大陸的使命感，而且很相信這件事。當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籌備時，他曾說：「開幕成立這一天，我要參加。」當他知道已定於十月十日他不能參加時，他很懊惱地說：「哎！反攻大陸後，我對幼獅公司有很大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