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載一九八七年四月香港《爭鳴》雜誌。
沒有制衡的權力最可怕
三月七日（一九八七年），柏楊偕夫人應邀蒞臨香港。下機伊始，記者問及北京《光明日報》批判他的事，柏楊一臉驚愕。
正好在二十年前，柏楊因文字獲罪，被開除國民黨黨籍，入獄近十年。柏楊的文字潑辣，針砭時弊，毫不留情，但卻是一個理性的人。他坦言台灣進步最快是在他入獄的那一段時間。儘管個人經過了許多痛苦的折磨，他認為是值得的，因為他欣慰地看到代價——今日的台灣政治，乃是五千年來中國人最盼望得到的民主模式。
幽默而富有哲理、感情充沛而深沉——這就是柏楊的氣質。我坐在他下榻的酒店裡，一邊進餐，一邊聽他用生動的比喻來談論中港台三地的政治問題。柏楊拿起一塊煙肉三明治，感慨地說：「要是全中國人民都有肉吃就好了！為什麼做不到這一點？統治者真是該死！」他對處在人為貧困的同胞，寄以深切的同情。當他談到專制主義的霸道及海峽兩岸知識份子厄運時，聲音顫抖，語調沉重。我強烈感受到他對醜陋嫉惡如仇的情懷，正是這種情懷的魅力，激起了海內外千千萬萬個中國人的共鳴，也使專制者膽戰心驚。
訪問結束之時，柏楊請本刊記者轉告他對大陸讀者、學生的敬意。他再三強調，保守勢力的反撲，永遠是暫時的，大陸還是有民主希望，他就是在失望和痛苦中奮鬥到今天。
魯雪：您的《醜陋的中國人》風行大陸，您勇於挖掘和拋棄中國傳統文化的劣根性的精神令人敬佩，您是否這樣認為，中華民族落後的根源就是被您稱之為的「醬缸文化」？那麼，政治體制改革和文化改革，哪一樣重要？
柏楊：應該說是落後的結果成了醬缸，而醬缸使社會更落後。至於哪個是起源、哪個是結果，就跟「雞生蛋、蛋生雞」一樣很難定論。當然，我強調文化改革，不是說政治改革不重要，它當然非常重要，文化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政治改革，否則文化改革本身就毫無意義。回顧歷史，政治改革流了多少血、吃了多少人，但是迄今還沒有成功。就好比人的身上長了一個瘡，病毒不根治，瘡是無法痊癒的。不是我們不治這個瘡，而是必須先消滅病毒。也就是說我們要政治改革，怎麼樣來政治改革呢？就是先著手改革文化。
魯雪：最近北京《光明日報》批判您。對這種反常舉動，您認為是什麼原因？
柏楊：這個問題已不知有多少人問過我。中共對海外作家只批過胡適，那只是建國之初。現在批我是第二個，其中原因我也莫名其妙，我只能這樣懷疑，中共的統戰政策是否變了？是否對台灣政策也變了？也或許，只是一個偶然。
魯雪：您似乎對《光明日報》批判您的事不願多談，這是為什麼？
柏楊：我想聲明一句，香港某報訪問說：我不願意看到這些文章，並且很生氣。這是誤解了我的原意，我沒有說過這些話，這不是柏楊的氣質。我不是不願意看，而是認為像這樣的文章，我一向不答辯，因為它根本沒有談到問題的主題和焦點。他們會花費一百小時來否定一分鐘就可以證明的事，使人懷疑這些人的神經是否正常。大家認識的層面相差那麼多，我還有什麼可談的？
魯雪：您毫不留情地揭露中國人的醜陋，這是愛心嗎？你曾說過中華民族就是缺乏愛心。
柏楊：大家對自己民族其實並不愛，至於愛國，口頭上愛國最厲害的是中國人，但最不愛中國的也是中國人。海峽兩岸的人都拚命想出國，出國以後就千方百計不回來，這種情形在大陸更甚。這難道就是愛國？我常常說不要愛國了，再這樣愛下去這個國家就空蕩蕩了。只要你不傷害這個國家，就是愛國了。
魯雪：最近國民黨開放黨禁和報禁，被視為一大進步，您如何看待？
柏楊：國民黨開放黨禁、報禁、確實是一大進步，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突破。中國幾千年來，思想沒有變，而且越來越黑暗，在這個過程中也有人奮鬥過、吶喊過、流血過，但始終衝不出這個醬缸。因為在中國文化、政治思想裡面，缺少最高的民主指導原則。好不容易孫中山來了，馬克思來了，但人們把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往醬缸裡一泡，立刻就失去了原義，結果情形更糟。現在台灣的經濟成長、私有財產的積累、教育的普及、新生代的崛起，為民主政治具備了條件。這樣的轉變，是中國五千年來從來沒有過的，可以說是五千年來最有民主希望的。我想該是上帝保佑中國人吧！
魯雪：鄧小平和蔣經國曾是同學，為什麼一個走向更專制，而另一個卻逐漸走向開明呢？
柏楊：制度猶如火車軌道一樣，運行時候很難把它開到另一個軌道上來。雖然過去一直想朝民主的方向走，但有時停止了，有時又非常慢，把你壓死。人生幾何呢？現在台灣遠遠比大陸走得快，那是制度的不同，再加上個人的聰明才智也有關。我想鄧小平也是很聰明的，但在那個軌道上，他的聰明也只能到此為止，沒有制衡的權力是最可怕的，除了害人，也能害己，正如洋人說的「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同時，絕對的權力也導致絕對的愚昧。你看，中南海有些人真是白癡得驚人，比如李先念前幾天說的「後浪不能推前浪」，這是呆話！一群白癡在統治中國人民，我真為大陸人民擔心和難過。蔣經國為什麼不是白癡？他是從老子那裡傳位得到的權力，一度也很獨裁，但他的權力在末期卻多少有點制衡。
魯雪：也許是權力來源不同，便造成統治的方向不同？
柏楊：這些因素並不很重要，關鍵還是在權力有沒有制衡，希特勒可是人民普選出來的，蔣經國後來面對各種凌厲的制衡——美國人的制衡、黨內開明派的制衡、黨外龐大反對力量的制衡。有些制衡可能他不在乎，但他明白這是制衡。有些制衡雖沒有立即的力量，但也是制衡。
魯雪：中、港、台三地制度不同，是不是因此醜陋的程度也不同？
柏楊：對了，確實有程度上的不同。醜陋的程度越嚴重，就表示那個社會更腐敗、更黑暗、更專制。這是必然的，人性千古不變，不管你是黑人白人，只有制度發生影響。像在大陸，共產黨竟然鼓勵人民說謊，實在使人吃驚。我想起毛澤東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應是「引蛇出洞學」。當初他向知識界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是他用人格的保證，人民佩服他、愛護他、尊敬他、信任他，結果成千上萬的知識份子成了「右派」。毛澤東不但毫無內疚，反而洋洋得意……結果敗壞了大陸人民的美德，使人民再也不相信共產黨，再也不說真話，這就是倒行逆施的報應；私人方面，毛澤東屍骨未寒，其妻就被關進牢裡。國家方面，就是國民道德大倒退，人人生活在欺騙之中，而且以此為榮。在這種生活環境下，人民的品質當然日趨低下。
魯雪：十年浩劫使大陸走到崩潰的邊緣，這樣中共才開始反省要改革。但不到十年，現在又來一個大倒退……
柏楊：中共根本沒有真正反省過。
魯雪：他們應該明白倒退的後果。
柏楊：他們未必明白，或只表面上明白，這仍是制度的問題。毛澤東最嚴重的失誤，中共高官們都看到了，並且設法修正，但轉來轉去還是這個錯誤的軌道，因為他們沒有使用新的軌道。
魯雪：您曾經說過，從來沒有開明的君主，他們的改革都是被迫的。那麼蔣經國現在台灣推行改革，是在什麼條件下被迫的呢？
柏楊：我們可以分析一下蔣經國的改革壓力，假如台灣的友邦是中非帝國吃人皇帝、是烏干達元首阿敏、是蘇聯而不是美國，情況將完全不同。另外，國民黨內部開明高級知識份子也是政策穩定、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的智囊。還有一種壓力來自反對者，過去稱「黨外」，現在稱反對黨，台灣的民進黨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真正的西方意義的反對黨，它有草根性，它的基礎建立在選民上。反對黨的力量不可忽視，中國過去也有過許多黨派，但那些都是知識份子論政，沒有根，沒有選民。
魯雪：反對黨的出現，是不是標誌台灣走向民主法治的第一步？
柏楊：是第一步。具體來說，沒有反對黨就沒有民主？雖然台灣的民進黨只具雛型，亂成一團，但它是個起步。剛出生的女嬰並不好看，但十八年後她就是一個漂亮的大姑娘。所以不能只看現在，她在慢慢成長，我們要看時間。
魯雪：從這次台灣選舉看來，國民黨佔壓倒性優勢，是否說明它很得人心？
柏楊：可以這麼判斷。反對人士組黨納入軌道後，衝力就沒有從前那麼大，加上國民黨自身也在改進。就台灣來說，國民黨還是功大於過，現在台灣建設得那麼好，就是明證。
魯雪：在大陸，當權者一句話就可決定一個人、一部作品的命運，連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也不例外。
柏楊：那是瘋狂而無恥的專制制度，使人作嘔。
魯雪：在台灣會發生這種事嗎？蔣經國敢不敢這樣做？
柏楊：專制魔王沒有不敢做的事！因此我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