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九月，開始寫《柏楊版資治通鑑》，寫到一九九三年三月第七十二冊，也是最後一冊問世。十年辛苦，催人衰老，根本沒有時間和體力，再去從事其他創作。一九九三年後，我全神投入人權教育，籌建綠島人權紀念碑，又是十年辛苦，除了九○年代稍後，為香港《明報月刊》每月寫一篇千餘字的短文外，直到二十一世紀，○○年代初期，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和體力從事創作。然而，悠悠二十載，倒也接受不少媒體的訪問，大多數都在報章雜誌上刊出，留下記錄，如今把它們重新尋出，有些已紙爛字霉，有些已殘缺不全。
作家看自己的作品，猶如母親看自己的兒女，充滿了感情，所以，我還是盡量收集成冊。上輯收集的是八○年代的訪問，下輯收集的是九○年代至○○年代的訪問。思考的、歡喜的、憂慮的、以及盼望的，都包括在內。「重讀昔日筆下字，一字一情已惘然。」今天看來，都是往事，但是在當時，卻是預言！
我國歷史上，有幾次重要的「對話」，簡稱為「對」，最有名的當然是諸葛亮的＜隆中對＞，諸葛亮在自己隆中自己家中，和劉備縱談國家大事，預知天下三分。另一次同樣重要的＜壩上對＞，王猛和桓溫，也是縱談國家大事，預知天下要繼續大亂，晉帝國無法重回中原。其他還有很多這一類的對話，每一次都發人深省：即令亂世，也有清醒的人！
媒體對我的訪問，多數都在台北花園新城社區寒舍，談論的雖不是國家大事，也沒有什麼深遠的觀察，但是如果稱這本書為「新城對」，似乎也不算自我膨脹、犯上作亂。不同的是，歷史上的「對」，都是小民對大官，而《新城對》，則是寫作人對媒體。
人，越老越眷戀過去，希望我們的過去，值得眷戀。
——二○○三．二．十九．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