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是有永久性的。好的作品永遠也不會被人遺忘。志摩的作品在他生時即已享盛名，死後仍然是被許多真正愛好文藝的人所喜愛。最近我還遇見幾位真正認真寫新詩的人，談論起來都異口同聲的說徐志摩的詩是最優秀的幾個之一。值得研究欣賞。……我不擬批評他的成就，我現在且談談徐志摩這個人。他的為人全貌，不是我所能描繪的，我只是從普通的角度來測探他的性格之一斑。
普魯士王佛得利克大帝初見哥德，嘆曰：「這才是一個人！」在同一意義之下，也許具體而微的。我們也可以估量徐志摩說：「這才是一個人！」我的意思是說，志摩是一個活力充沛的人。活力充沛的人在世間並不太多，往往要打著燈籠去找的。《世說新語》裡有一則記載王導的風度：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悅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悅。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群衚衕笑，四座並懽。
一個人能使四座並歡，並不專靠恭維應酬，他自己須輻射一種力量，使大家感到溫暖。徐志摩便是這樣的一個人。我記得在民國十七、八年之際，我們常於每星期六晚在胡適之先生極斯菲爾路寓所聚餐，胡先生也是一個生龍活虎一般的人，但於和藹中寓有嚴肅，真正一團和氣使四座並歡的是志摩。他有時遲到，舉座奄奄無生氣，他一趕到，像一陣旋風捲來，橫掃四座。又像是一把火炬把每個人的心都點燃，他有說，有笑，有表情，有動作，至不濟也要在這個的肩上拍一下，那一個的臉上摸一把，不是腋下夾著一捲有趣的書報，便是袋裡藏著有趣的信札。弄得大家都歡喜不置。自從志摩死後，我所接觸的人還不曾有一個在這一點上能比得上他。但是因此也有人要批評他，說他性格太浮。這批評也是對的。他的老師梁任公先生在給他與陸小曼結婚典禮中證婚時便曾當眾指著他說：「徐志摩！這個人，性情太浮，所以學問作不好！……」這是徐志摩的又一面。
志摩對任何人從無疾言厲色。我不曾看見過他和人吵過架，也不曾看見過他和人打過筆墨仗。我們住在上海的時候，文藝界正在多事之秋，所謂「左翼」，所謂「普羅文學」，正在鑼鼓喧天，蘇俄的文藝政策正由魯迅翻譯出來而隱隱然支配著若干大小據點。《新月雜誌》是在這個時候在上海問世的。第二卷第一期卷首的一篇宣言「我們的態度」，內中揭櫫「尊嚴」與「健康」二義，是志摩的手筆，雖然他沒有署名。《新月》的總編輯我和志摩都先後擔任過。志摩時常是被人攻擊的目標之一。他從不曾反擊，有人說他怯懦，有人說他寬容。他的精神和力量用在文藝創作上，則是一項無可否認的事實。《新月雜誌》在文藝方面如有一點成績，志摩的貢獻是最多的一個。
志摩的家世很優裕。他的父親是銀號的經理。他在英國在德國又住了很久，所以他有富家子的習慣外加上一些洋氣，總之頗有一點任性。民國十六年，暨南大學改組，由鄭洪年任校長，葉公超為外文系主任，我也在那裡教書，我們想把志摩也拖去教書。鄭洪年不肯，他說：「徐志摩？此人品行不端！」其實他的「品行不端」處究竟何在，我倒是看不出來，平心而論，他只是任性而已。他的離婚再娶，我不大明白，不敢議論。在許多小節上，可以看出他的一些性格。他到過印度，認識了印度的詩人泰戈爾。頗心儀其人，除了招待泰戈爾到中國來了一趟之外，後來他還在福煦新村寓所裡三層樓的亭子間佈置了一間印度式的房間，裡面沒有桌椅，只有堆滿軟靠墊的短榻和厚茸茸的地毯，他進入裡面便隨地打滾。他在光華大學也教一點書，但他不是職業的教師，他是一個浪漫的自由主義者。他曾對我說過，尊嚴與健康的那篇宣言，不但糾正時尚，也糾正了他自己。他所最服膺的一個人是胡適之先生，胡先生也最愛護他。聽說胡先生之所以約他到北京大學去教書，實在的動機是要他離開煩囂的上海，改換一種較樸素的北平式的生活。不料因此而遭遇到意外的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