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張之洞入覲之後，一直未回原省，奉旨「會商學務」，而實際上是由他一手主持。
張之洞有種很特別的脾氣，「凡所建設，必開風氣之先，而凡所主張，必與時尚稍殊，若有良友之諍諫，輿論之挽達，則持之益堅。」所以正當舉國競談時務之際，他對學制的擬訂，卻偏於保守，與張百熙不協，而與榮慶恰為同道。
這就意味著張百熙落了下風，榮慶是成功了。為了酬庸起見，調任榮慶為刑部尚書，再轉戶部，頂了那桐的缺。但他這個戶部堂官，只管例行公事，凡有更張，是奕劻、瞿鴻璣、那桐行使會辦戶部財政處的職掌，徑自議定上奏，並無榮慶置喙的餘地。
因為如此，楊士驤進京，催問餉源，不找榮慶，只找那桐幾經磋商，有了差強人意的結果。
「攤派是必不可免的了！」那桐斷然決然地說：「不管瞿子玖怎麼說，都不必理他。只要自信得過就行。」
於是，定了兩項攤派的辦法，奏請核定，頒發上諭。
一道是攤派煙酒稅，「說是百廢之興，端資經費，現值帑藏大絀，理財籌款，尤為救時急務。前經戶部通行各省，整頓煙酒稅，以濟需要，乃報解之無多，實由稽徵之不力。據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直隸抽收煙酒兩稅，計歲入銀八十餘萬兩。以直隸凋蔽之區，猶能集此巨款，足見該督公忠體國，實心任事，殊堪嘉尚。即著抄錄直隸現辦章程咨送各省，責成該將軍督撫一體仿行，並量其省分之繁簡，派定稅款之多寡，直隸一省，即照現收之數，每年仍派八十萬兩；奉天省每年應派八十萬兩；江蘇、廣東、四川各省，每年應派五十萬兩；山西省每年應派四十萬兩；江西、山東、湖北、浙江、福建各省，每年應派三十萬兩；河南、安徽、湖南、廣西、雲南各省，每年應派十萬兩；甘肅、新疆各省，每年應派六萬兩；
通計以上二十一行省，每年派定稅額共六百四十萬兩。」
再有一道上諭，是整頓浮收及契稅，照例亦有一番冠冕堂皇的話開頭：「現在國步艱虞，百廢待舉，而庫儲一空如洗，無米何能為炊？如不設法經營，大局日危，上下交困，後患何堪設想？查近年來銀價低落，各省不甚懸殊，其向以制錢折征丁漕，各省縣浮收甚多，而應徵之房田稅契，報解者什不及一。各州縣身擁厚資，坐視國家獨受其難，稍具天良，當必有惄然不安者，在各督撫每以保全優缺優差為調劑地步，不肯實力清厘，而不知國勢阽危，大小臣工，豈能常享安樂？該督撫等受恩深重，又何忍因見好屬吏，至負朝廷？著自光緒三十年始，責成各督撫，將該屬優缺優差浮收款目，徹底確查，酌量歸公，並將房田稅契，切實整頓，歲增之款，各按省分派定額數，源源報解。除新疆、甘肅、貴州及東三省，地方瘠苦免其籌解外，江蘇、廣東兩省，每年應各派三十五萬兩；直隸、四川兩省，每年各派三十萬兩；山東每年二十五萬兩；河南、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省，每年各二十萬兩；安徽省每年十五萬兩；山西、陝西、雲南、廣西、福建各省，每年各十萬兩，以上計十六省，通共每年派定三百二十萬兩。」
兩項共九百六十萬兩銀子，即使不能收足，每年至少亦有七八百萬，以初步練兵的額數，及修理西苑的公費來說，勉可夠用。反正有了款，就可以寅吃卯糧，袁世凱放心了。
於是奕劻以練兵處管理大臣的身分，奏請簡派該處的差使。會辦大臣袁世凱、幫辦大臣鐵良——滿洲鑲白旗籍，日本士官學校第一期的畢業生，是早就特旨派定的。如今應由奕劻請簡的差使，一共四個：提調、軍政司、軍令司、軍學司。
提調尤之乎坐辦，是常川駐在，綜括庶務的一個緊要人物，派的徐世昌。此人與陳夔龍會試同年，點了翰林，從未放過考官，是個極黑的黑翰林，因而才會在袁世凱小站練兵時，去做他的幕僚。
及至袁世凱放了山東巡撫，徐世昌打算加捐一個道員，指省分發山東，一到自然就能補實缺。但袁世凱的想法卻又不同。
「以我們的交情，山東的道缺，讓你挑。不過，這一來你想爬到監司，還得有幾年工夫，爬到監司，再想內轉侍郎，外升巡撫，更不知是那年那月的事？你今年剛四十，來日方長，何不在翰林院養資格，一朝脫穎而出，必可大用。這是我的忠告，請你三思。」
原來袁世凱自從放了巡撫，擔當方面之任，知道自己的腳步已經站穩，可望繼左宗棠、李鴻章、丁寶楨、張之洞、沈葆楨、劉坤一諸人之後，而成為舉足重輕，為朝廷所倚重的名督撫。
但論出身，袁世凱了解自己差得太多，將來幕府中必得多找些進士、翰林，一則裝點門面；再則正途出身，凡事佔便宜。所以為了自己，不願糟蹋徐世昌的前程。
想想也不錯，徐世昌仍舊回京去當翰林。袁世凱又多方設法為他揄揚，甚至說動了張之洞，上奏保薦。他自己亦曾密保過，說徐世昌「識力清銳，志節清岩」，奉旨交軍機處存記。辛丑迴鑾那年，袁世凱迎駕之時，又特地面保，所以慈禧太后在保定召見，問起直隸山東防軍的情形，徐世昌的奏對，條理分明，大得賞識，調補為國子監司業，另外由袁世凱奏請特許，派任到新建陸軍的京畿營務處。
商部成立，尚書載振及左右侍郎之下，分設左右丞。右丞是慶王府的西席，也是翰林出身的唐文治，左丞由袁世凱推薦徐世昌充任。這是個三品的缺，由六品的國子監司業調補，算是異乎尋常的超擢。
其實這也是個過渡，袁世凱早就打算好了。練兵處成立，奕劻掛名，徐世昌「管家」，以便從中操縱一切。而在徐世昌，開缺以內閣學士候補，充練兵處提調，閣學二品，雖為候補，一樣可以戴紅頂子了。
三司的長官，都稱為「正使」。軍政司正使劉永慶，是袁世凱項城的小同鄉，相從入韓，淵源甚深，所以被派為相當於營務處的這個差使。
軍令司正使段祺瑞、軍學司正使王士珍，都是李鴻章所辦的天津武備學堂出身。段祺瑞學的是炮科，曾往德國，在有名的克虜伯炮廠實習過，與王士珍皆頗得留德習軍事多年的蔭昌所賞識。當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段、王以蔭昌的推薦，分任炮兵、工兵的統帶。「新建陸軍」之能令榮祿刮目相看，段祺瑞、王士珍是很灌注了一番心血在上頭的，因而成為袁世凱的心腹，積功升至道員。如今派任練兵處的差使，賞加正二品的「副都統」銜，頂子亦都紅了。
新命一下，彈官相慶，徐世昌更覺得意。同鄉、同年紛紛設宴相賀，戴了簇新的紅頂子與補褂赴宴，只是補子不是文二品的錦雞，而是武二品的獅子。同座皆是文官，錦雞、孔雀、雁、白鷳之類的文禽補子之中，夾一頭張牙舞爪的獅子，真是既不類、又不倫，顯得格外刺目，因而引起訕笑，搞得幾乎不歡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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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簡派練兵處各項差使的上諭明發的第二天，日本公使內田康哉謁見奕劻，秘密告知，日俄為了朝鮮與東三省的利害衝突，談判已將決裂，日本已開始備戰。內田表示，日本對俄國的擴張，極力阻遏，亦是為了中國的安全。因此，一旦日俄開戰，日本希望中國中立。
接著，駐日公使楊樞亦有電報，說日本外相約見楊樞，所談內容與內田所告，完全相同。奕劻大為焦急，倒不是怕日俄兩國在中國領土上開火，百姓大受池魚之殃，而是怕他這兩年積聚起來的私財不保。
奕劻的貪名，早就傳布在外，自從掌樞以後，越發無所忌憚。除了每個月由北洋公所送三萬兩銀子供家用以外，另外還有公然需索的門包，三種名目，每個門包總計要七十二兩銀子。王府的下人，從「門政大爺」到灶下婢，只管膳宿，不給工錢，全由門包中提出一半來均分，另外一半「歸公」。凡是外宮進京，京官外放，都要謁見，每日其門如市。加上謁見官員當面呈遞的紅包，一共積成六十萬兩銀子，分存在日本正金銀行及華俄道勝銀行。日俄一開仗，軍費浩繁，自然是提銀行的存款來用，奕劻擔心的是存款會吃倒帳。
「不如提出來，改存別家外國銀行。」那桐向他獻議，「外國銀行以英國滙豐銀行的資格最老，存在滙豐，萬無一失。」
奕劻深以為然。派人去打聽，月息僅得二厘，但保本為上，還是分別由正金、道勝將六十萬兩銀子提了出來，掃數轉存滙豐。
這筆買賣是滙豐銀行的買辦王竹軒經的手。王竹軒是八大胡同的闊客，常時遇見「微服」看花的載振，「振貝子」、「振大爺」叫得非常親熱。而載振見了他，卻總有股酸溜溜的滋味，因為王竹軒不但多金，而且儀錶俊偉，能言善道，所以八大胡同的紅姑娘，沒有一個不奉承「王四爺」的，那怕是當朝一品，父子煊赫的「振貝子」，亦不能不相形見絀。
這天是在陝西巷的風雲小班，無意邂逅，王竹軒由於剛作了慶王府一筆買賣，格外巴結，迎上前去，陪笑招呼，寒暄地說一句：「衙門封印了？」
載振因為滙豐的存款，月息只得二厘，心裡認定是王竹軒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