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相寺感慈塔上的短暫交談，沒能帶給石越什麼積極的信號。反倒是小皇帝親臨弔祭王安石的事情，迅速地在汴京傳開了。這雖然並不出乎石越的預料，而且他也料定這會大大鼓舞新黨及其支持者的士氣，但他原本是認為新黨帶來的切實煩惱，至少要等到高太后去世，小皇帝親政那一天才會來臨。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雖然高太后刻意低調地處理小皇帝親臨弔喪之事，論戰卻率先在汴京的一家叫《天下紙》的小報紙上開始，並且迅速蔓延到《汴京新聞》、《西京評論》等大報。
自熙寧以來，雖然汴京一直是《汴京新聞》獨大，但也不斷有其他的報紙出現、倒閉，少有能堅持下來的。但情況漸漸發生改變，慢慢的，從各州縣陸陸續續出現的小報紙中，汴京的辦報人吸取了經驗，他們發現，經營一家報紙，如果不去幻想做成《汴京新聞》那樣的規模的話，就會變得非常容易，而且非常有利可圖。
成本是很簡單的。一份小報，以每期三至四萬字計算，每份報紙在紙張上的成本，還不到兩文錢，而印刷費用也極其低廉，選擇雕版印刷，每期不過一貫，若交給活字印書坊，每期只要八百文。每份這樣的報紙定價六文，由送報者送到訂戶手中，每份要給送報者一文錢，交給賣報者也是一樣。只要能夠保證一千份的訂戶，每期就有五貫的收入，除去三貫的成本，每期的利潤有兩貫。以五日刊一期計算，每月能刊發六期，則每個月的利潤在十二貫。通常這樣的報紙最多只會僱用一個人，每月俸錢不超過三貫。
紹聖年間，就算是在汴京，每個月九貫的收入，即使需要養活五口之家，也可以達到中等人家的水平了。
更何況，實際收入比這多得多。
於是，紹聖以來，在汴京站穩腳跟並且活得有滋有味的小報紙越來越多。
這家《天下紙》就是其中之一。它始創於紹聖二年，五日一刊，發行量極小，從未超過兩千份，但是讀者穩固，以訂閱讀者為主，竟也從未跌到一千份以下。因此，在汴京，儘管許多人可能從未聽說過這家小報，但它卻也生存了五六年。
這家報紙只有兩名固定成員，主筆叫盧之翰，是福建人，他的副手叫安原，是河北真定人。兩人因為累試不中，遂辦了這份報紙，在汴京謀個生業。但《天下紙》原本並不關心政治，它每期報紙只有永恆不變的三個內容：其一，對於汴京外城南城地區某個家庭的採訪，內容不外乎教子有方、貞節烈女之類；其二，汴京外城南城地區之訃告以及任何家庭之喜慶之事——這是需要收費的，這一類的服務，無論你花多少錢，《汴京新聞》之類的大報也是不屑一顧的，但是汴京市民的確有一種虛榮，他們願意花上百十文錢，在某家報紙上登上「某某坊某府某子喜中進士」諸如此類的東西，而似乎也沒有報紙讀者會介意這些，相反，許多人很喜歡看這些東西；其三，關於天下各地的奇趣之事，尤其是南海諸侯的——《天下紙》的讀者們特別關心這些趙氏子孫在海外的命運。
此外，《天下紙》還有個小欄目，就是讀者投書，內容是讀者對前一期報紙內容之評論。這樣的內容能夠增加訂戶的參與感，並且可以有效地減少盧之翰與安原的工作量——雖然經常必須由他們自己揣測讀者的心思，編造讀者投書。這是一個必要的伎倆，根據盧之翰與安原的經驗，有時候刻意挑動起對一些問題的爭論，對於報紙的銷量有顯著的好處。
紹聖七年正月三十日，《天下紙》照例刊登了兩篇「讀者投書」，這兩篇「讀者投書」沒有評論上一期報紙之內容，而是對於剛剛去世的王安石一生的功績進行了評價，一篇批評，一篇維護。但是批評的那篇文章用詞非常刻薄，不僅對王安石的政績極盡譏諷之能事，而且還惡毒地批評了太常寺謚王安石為「文」之事，譏笑王安石「文則文矣，然生平好諫諍，當加一『獻』字」，才能稱得上「議者之盡也」。
連盧之翰、安原也沒有想到，這一篇罵王安石的「投書」，得到了他們意想不到的效果。當期的一千五百份全部售罄，一天之內，他們前所未有地收到了近五十封真正的讀者投書，而且大多是幫著痛罵王安石的。
二人欣喜若狂，於是決定連夜趕出一期增刊，除了盡量公正地介紹王安石的一生外——這當然只是為了避免麻煩——便是精挑細選了十封讀者投書刊登。二月二日，他們如願以償地賣出了印發的全部一千份增刊。
同時，他們還明智地宣布，《天下紙》對任何話題的討論都保持「適可而止」的態度，因此，他們從下一期開始，就不再接受這個話題的投書。
就這樣，他們成功地多賺了兩貫錢的利潤，然後全身而退。
但這件事卻讓王安石的支持者怒火中燒，無法就此罷休——畢竟《天下紙》也是一份報紙。而想罵王安石的人看見王安石死後備極哀榮，心中的不平也不是這麼容易就消除的。
很快就有另外的小報抱著各種動機參與進來，接過《天下紙》未完的爭論。
到了二月五日，就終於演變成了《汴京新聞》與《西京評論》領頭的兩個陣營的大罵戰。
朝堂上的舊黨與新黨還未決裂，但在野，兩派的支持者已經迫不及待地撕破了臉皮。
而這次的裂縫，連石越也不知道要如何彌合。因為新黨已經沒有了首領，他們一盤散沙，卻因為相信皇帝站在自己這一邊，而信心百倍，無所畏懼。
更加頭疼的是，他們論戰的範圍越來越大。
石越本能地覺察到，唐康帶回來的遼主同意另立新約的許諾的真相，終究會被泄露出去。
到時候，現在還只是隱隱約約的指責，就難免會變成噴泄而出的怒火！
而另一方面，朝中舊黨對這場論戰的漠視態度，也讓石越擔心。舊黨中主張禁絕報紙的聲音從未停止，如果司馬光受到影響，打算干點激烈出格的事情，那就將是石越不得不和司馬光攤牌的時刻。
石越祈禱著不要出現那樣的情形。
因為如果是那樣，就將前功盡棄。
石越心裡很清楚，用所謂的「石黨」來取代新黨或者舊黨，並不是成功。真正的成功，是要讓新黨與舊黨學會接受妥協與共存。他曾經以為自己成功了，而且看起來也似乎是成功了。但現在他才知道，這件事情比任何一件事都難，當他們互相妥協與共存時，那種狀態看起來總是那麼的脆弱。相比而言，「漢賊不兩立」的處世之道可就容易多了。
難道，他所希望的成功，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說起來真是奇怪，這個文明按理說是最應該懂得這些的——他們的文化圖騰難道不是那個陰陽太極圖嗎？宋儒難道不應該極重視《中庸》嗎？但為什麼在政治上，反而充滿了非白即黑、非友即敵、非君子即小人這樣的激烈的線性思維，要改變起來竟然是如此難之又難！
這種文化與實踐之間的巨大差異，讓石越如此的迷惘。
他曾經因為王安石的終於願意妥協而振奮不已，但王安石一死，他又悲觀起來，彷彿自己一無所成。
他只能儘力安慰自己，舊黨未必會讓他失望，他至少還可以信任范純仁。他的眼睛應該看到全局，不能被一部分頑固的舊黨所影響。
石越要煩惱的還遠不止這場報紙上的大罵戰。
二月五日的早晨，兩府收到了兩份從遼國送回來的報告。
一份是宋朝君臣期盼已久的朴彥成的奏摺，這份奏摺說遼主已經同意前約立即廢止，但新約仍有細節沒有敲定，遼主已令韓拖古烈親自與他談判，一旦談妥，則可擇期簽署，在雄州邊界交換誓書。這看起來是個好消息——但除此以外，朴彥成又提到，遼國現在實際主政的，是耶律信與蕭嵐。北樞密使蕭禧長期告病，遼國有流言說他很快要出任上京留守。朴彥成對此憂心忡忡，因為耶律信深得遼主寵信，而他對大宋態度強硬，以後宋遼關係將難免出現摩擦。
另一份報告是職方館河北房送回的例行報告。河北房通過阻卜的親善部落，探明去年十二月，契丹從阻卜各部徵調了大量的馬匹，現已不知這些馬匹被送往何處。此外還探明，一月下旬，遼國東京道有五千左右的渤海軍不知被調往何處。
這兩份報告讓石越心頭更加沉重。
連石越自己都必須承認，契丹的軍事調動，很可能只是尋常的行動，這樣的報告以前他也看過。而朴彥成的奏摺，基本上也是報告好消息。
因此，這兩份報告不僅說服不了司馬光，而且會讓他更加樂觀。石越知道他的習慣，司馬光是一定更信任朴彥成的判斷的，職方館的報告，他向來只作為一種參考。
石越手裡還有另一份「報告」，一份稍顯過時的《海事商報》，上面刊登了一條消息——日本國硫磺價格持續上漲，價格超過了南海各國的硫磺價格。這在幾年前也許不奇怪，因為南海諸侯與高麗國裝備火藥武器，需要製造大量的火藥，而南海各國的硫磺開採又剛剛開始。但在紹聖六年以後，當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