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絕沒想到，好不容易走出熙寧最後那幾年的陰影，眼見著這個國家財政開始充裕，邊境安寧，朝野各種政治勢力難得的相安無事，甚至有點齊心協力的意思——這二十年來的努力漸漸都有了好的結果，心理上剛剛感覺鬆了口氣，正待大展拳腳，繼續做一些以後想做而無法做的事情——然而，迎接他的紹聖七年，卻是一件接一件的噩耗。
隨著唐康帶回來的消息，綜合職方館的秘密報告，遼國的威脅變得越來越現實，就在這樣一個莫名其妙的時機。
原本，石越對此是不以為然的，因為有蕭佑丹在！
儘管蕭佑丹是一個難以對付的對手，但自從經過上一次遼宋之間的危機後，石越心裡就很清楚，只要有蕭佑丹在，遼國就不可能真的南侵。
但是，這個時刻維持著遼主與他手下那些野心勃勃的將軍們的理智，引導著契丹朝著正確方向前進的智者，突然之間就沒有了。
這件事是如此的突然，石越在得知蕭佑丹壞事後，還曾經建議司馬光與王安石，要在適當的時候公開宣稱大宋最懼怕的就是蕭佑丹，以此來幫蕭佑丹一把。但是，他怎麼也沒想到，司馬光與王安石還在猶豫，蕭佑丹就已經變成了刀下冤魂。
彷彿是嫌這一盆冷水還不夠冰，紹聖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在唐康在廷對時宣稱遼國必將南侵的第二天，石越又接到一個噩耗。
王安石於前一天晚上逝世！
對石越來說，這件事可以說突然，也可以說不突然。
以他所「知道」的來說，王安石早就「應該」死了六七年了，司馬光也是如此。但是，當這兩個人在「應該」死的那一年沒有死，而一直又活了六七年後，石越就產生了一種錯覺，誰說他們就不能和幾年前去世的文彥博一樣，活上個九十多歲？
可就在石越開始這樣以為時，王安石卻突然死了。
沒有任何預兆，上午，王安石還參與了小東門召見唐康的會見。回府之後，一切如常，按時就寢，然後就再也沒有醒來。
得到王安石的喪報之後，石越有好一陣子不肯相信。范純仁拉著他一道稟告高太后時，他依然失魂落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直到他奉旨到了侍中府，親眼看見王安石的遺體，他才意識到，王安石真的死了。
即使到現在，時間已經又過了一天，石越仍然很奇怪自己的反應。
因為他與王安石其實並沒有什麼深厚的交情，相反，兩人在很多時候，還是政治上的對手。
他不知道他為何如此反常。
是因為他覺得如王安石這樣的人物，不應該有這樣平凡得到極點的死法？
不，石越心裡知道，這樣的死去，對於王安石來說，是一種奢侈。
那麼，石越能夠給自己找到的理由，便只有一個了。
便如擔心蕭佑丹死去遼國會失去控制一樣，他也直覺地意識到，王安石一死，新黨也會失去控制。
不管這是不是真正的理由，石越讓自己接受了這個解釋。
判太原府呂惠卿，已經在河東路那個「窮鄉僻壤」待了整整八年。王安石曾經希望將他調到一個好點的地方，但被司馬光一口拒絕——能夠符合呂惠卿的身份，離汴京又夠遠，還要偏僻窮困，同時還能保證呂惠卿生不了什麼事，這樣的地方，也只有太原府——這是石越心知肚明的。如呂惠卿這樣的人，丟在邊境，他能立軍功，趕到南方，他能剿蠻夷，若在江淮，他能把地方治理到你不注意他的政績都不行的程度。若給了他這樣的機會，到時候顧念舊情的王安石再說說情，司馬光和石越那才是真不好回絕——既然是合作，總不能老顧念舊嫌，但這箇舊嫌，卻又的的確確是拔不掉的心頭刺。
石越心裡清楚，他相信司馬光也肯定知道，這八年，呂惠卿把太原治理得井井有條。換了別人，早就美譽如潮，薦章迭上，召到京師重用了——事實上，太原府也已經接連有兩任通判考績卓異升遷了。這是司馬光用另一種方法宣稱，太原府的政績，是那兩位通判的，建國公只是在太原府養老的。
可惜的是，呂惠卿自己卻未必甘心在太原養老。
蒲宗孟、曾孝寬這些新黨名臣一個接一個地去世，章惇、曾布們又儼然與新黨分清了界限，如今朝廷中，被人視為新黨，而自己也承認是新黨的宰臣，實際只有樞密副使許將一人而已。
但許將的個人魅力，完全無法與呂惠卿相提並論。而在「和衷共濟」的大策下，被調任回本土擔任江南西路轉運使的另一位新黨名臣蔡確，因為長期在海外，回國後又沒能進入中樞，影響力也非昔日可比……
因此，石越的擔心絕非是空穴來風——如若王安石一死，新黨中的一些官員轉而支持呂惠卿，那麼紹聖以來的局面，就將不復存在。
雖然從表面上看來，新黨掀不起什麼大風浪，在高太后垂簾的情況下，兩府六部學士院各寺監的主官中，新黨可以說屈指可數，幾乎已經完全無法影響朝廷的決策。但石越心裡卻是清楚實情的——這七年來，所謂的「新黨」的勢力，並沒有削弱、分崩離析，反而漸趨穩固，隱隱地更像是一個真正的政黨了。
首先是作為對王安石的妥協，這七年中，凡是王安石舉薦的人，絕大部分都得到了相應的任命，如今大宋朝，至少有二到三成的知州、知縣，是屬於新黨陣營，或者同情、支持新黨的政策的；這個比例在路一級的官員中，也佔到二成左右，而在朝中，侍郎、少卿以下，這個比例至少也有兩成。
而這個所謂的「新黨」，還只是指你幾乎可以將他們毫無疑問地視為「新黨」，在政治上絕對支持王安石的人。但自紹聖以來，有許多人，連石越也分不清他們是不是「新黨」。
從韓維、韓忠彥這樣的顧命之臣，到章惇、李清臣、曾布、張商英們，還有地方上如陳元鳳這些人……這些人究竟是不是「新黨」，完全取決於你對「新黨」的定義是什麼。
若認為「新黨」只是隸屬於王安石個人的政治勢力，那麼這些人都可以從「新黨」中排除。但若以一定之政治主張來定義「新黨」，那麼這些人仍然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新黨」。甚至如曾布、張商英，石越雖然可以確定他們算是自己這一派的，但是若論他們的主張，仍然是新黨的。
石越暗地裡分析過紹聖以來，經過改變的新黨的政治主張。
在石越看來，如今的新黨，他們的政策主張其實是以「富國強兵」為基礎，鼓吹繼續變法。他們主張國家干預經濟，強調由官府直接管理大量經濟部門，主動對經濟進行調節，以謀求在不增加賦稅的同時，讓國庫豐裕。在這方面，他們還表現出一種強烈的目的論，以國庫是否豐裕為主要是非標準。除此以外，他們還普遍主張進一步改革役法，堅持推行免役；要求提高吏的待遇，增加政府僱傭，讓政府承擔更多的義務；贊同以激烈手段剷除如宗室、冗官等特權階層，反對蔭官等等。而在軍事與外交上，紹聖新黨幾乎全部持擴張與強硬政策，甚至他們經濟政策之目的，就是訓練精兵，對外擴張。但他們的目的論色彩太強烈了，以至於在這方面並沒有清晰的政策，有時候反而自相矛盾——他們既支持現有之兵役制，同時又仍然鼓吹恢複全民皆兵的古制……
從本質上來說，紹聖新黨與熙寧新黨的主張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他們明智地摒棄了一些已經證明不成功的東西而已。而這讓紹聖新黨更加具有吸引力——人們是善忘的，既然熙寧王安石與呂惠卿的變法並沒有造成真正嚴重的後果，那麼所有的過錯，很容易就被遺忘，甚至被巧言辯護。
如果說凡是持這種政策主張的人，都算是新黨，那麼石越實在沒有任何理由將章惇、曾布、張商英們排除在外。也許，連唐康也得算進去。
石越心裡也很清楚新黨在這七年間能夠形成真正穩固的政治勢力——而不是如熙寧年間一樣充斥著政治投機者——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對王安石的讓步。一方面，王安石在杭州的五年多時間，重建了他的聲譽；而另一方面，司馬光的全面戰略收縮，在國力已經增強的情況下，也並不是那麼得人心，朝野之內，對此不滿的人，比比皆是。特別是與契丹的條約，連石越也讓許多人大感失望。
舊黨如今還能夠繼續掌控這個國家，主要依靠的，不過是高太后與司馬光的個人威信而已。
紹聖以來，雖然新黨實際上分裂成王安石派、呂惠卿派、極端派這三派，但王安石派在這七年來一家獨大，使得新黨相對穩定。而執政的舊黨，內部卻是矛盾重重，而且其衝突更是公開化。這些君子間，既有范純仁為首的溫和派與劉摯為首的台諫派之爭，還夾雜著一些極端的守舊派在其中興風作浪，同時，還有以地域和師門為劃分的洛黨與朔黨之間的人事矛盾、意氣之爭摻雜其中……總之，其內部關係之複雜，連石越有時也搞不清楚。這七年來，這些君子們因為小事反目成仇，互相指斥對方為小人，恨不能將對方趕到凌牙門去——這樣的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