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北國，空曠、遼闊，朔風在原野間呼嘯，經霜的樹葉，在這寒風中猝然脫落，在乾燥的沙磧地面上旋轉、飛舞著。
唐康騎在馬上，舉目四顧，目力所及之處，除了他身後綿延逶迤的使團，以及周圍護送的契丹軍隊，整個天地之間，竟似渺無人煙一般。只有幾隻烏鴉落在遠處河邊的幾棵楊樹上，張開翅膀，凄涼地叫著——雖然人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北方度過，但對唐康而言，這種黑色的大鳥，始終是不祥的象徵，這一點上，顯示著他骨子裡依然是南方人——而這更讓唐康心裡泛起一種蒼涼的感覺。
再走二十里，便是廣平甸——契丹皇帝冬捺缽的行在之所。
唐康始終無法理解契丹人的思維。作為一個積極推行漢化，銳意革新的皇帝，耶律濬進一步強化了他的中京大定府作為行政首都的地位，但是，這個皇帝卻始終未能徹底革除他祖先的「弊政」，每年都要帶著自己的朝廷到處亂轉。這樣的統治方式，在以往契丹以部族自治為主之時，或許還並無不可；然而，在耶律濬的銳意變革之後，遼國朝廷直接控制、管理的州縣人口越來越多，此時還搞什麼「四時捺缽」，就顯得有點食古不化了。
當然，這只是契丹的內政。耶律濬若治理不好自己的國家，唐康只會幸災樂禍，絕不會有半點的同情與擔心。只是契丹的這種制度，對於各國的使臣來說，同樣也是一種折磨。在各國通行互派常駐使臣的今日，耶律濬的四時捺缽，亦意味著各國的駐遼使臣們也必須每年跟著他到處亂跑。而對於唐康這樣的特使來說，則意味著他必須在寒風凜冽的季節，鞍馬勞頓，跑到一個鳥不拉屎的地方，去拜會契丹的皇帝。
唐康在心裡咒罵著。但想起自己的使命，又感到一種興奮。
這一年是大遼太平中興十一年，大宋紹聖六年。時方三十六歲的唐康，以大名府任上考績優異，累遷至武經閣侍讀、樞密院副都承旨，此番奉旨使遼，乃是為了與遼國談判，修改或終止由如今的兵部尚書章惇在六年前與遼國簽訂的「互市條約」。
熙寧十八年簽訂的那份條約，原本應當在去年即五年到期後就終止，但宋遼雙方談判沒有結果，左丞相司馬光顧及兩朝交好，又做出妥協，令此議延長了一年。然此事卻在宋朝朝野招致極大的不滿，更鬧出不少風波，迫於壓力，兩府終於決定，無論如何，都必須修改或終止條約。這才差唐康為特使，出使遼國，向耶律濬表示誠意，並妥為解釋。
妥為解釋！
唐康不由在心裡冷笑著。
說到底，這不過是司馬光的一廂情願罷了。自從紹聖三年，太皇太后下旨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後，七十多歲的左丞相司馬光，在唐康等人的心中，便是越來越保守，越來越怯懦怕事了——
他先是在紹聖三年，上表請求召回呂公著，但呂公著回京時，已是口齒不清，不到一個月，便老死於府中。然後，他又請求召迴文彥博，但文彥博堅拒不允，反而請求致仕，最後以太師、加兩鎮節度使致仕，隱居於洛陽。
僅以此一事，唐康便覺司馬光不及文彥博多矣。
這並非是因為唐康是文家的孫女婿，所以偏袒文彥博。便以與遼國互市條約之事來說，六年前簽訂此約，或屬迫不得已，然至紹聖五年，大宋朝早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走出了高宗皇帝大行時的困境。
先是紹聖元年，宋夏議和。石越與司馬光一道，頂著國內反對者的壓力，遣蔡卞出使夏國，在黑水城與李秉常議定盟約，宋朝以允許秉常每歲遣使祭祖、遣送願意西遷的党項貴人、開換互市、重新冊封李秉常為西夏國王、同意兩國互駐使節一共五項讓步，換取秉常向宋稱臣並採用宋朝年號。紹聖二年，王安禮與李憲又奉旨與西夏議定邊界，雙方並口頭承諾，秉常不再東向圖謀西夏故地，而宋朝則默認秉常兼并西域之行為。
自此，秉常得以全力經營西域，再無東顧之憂。而宋朝在全面收縮之戰略下，也樂得換取西北邊境之安寧，從此可以著力消化收復的河西之地，進一步鞏固在河西的統治。
這一策略效果顯著，雖然有情報顯示，在紹聖五年，已然兼并高昌、龜茲，並且數度大破黑汗，眼見著就要並有西域全境的西夏，在遷都高昌後，悄悄地恢複了年號。但是，這幾年來，宋夏邊境，卻是的的確確做到了和平相處。而其直接的結果，便是兩國互市規模不斷擴大，宋朝從河西至橫山、河湟，戶口滋衍，府庫充盈，阡陌相連，羊牛成群。而宋軍大量轉為屯田軍，不僅極大減輕了朝廷的財政負擔，連帶著讓陝西腹地，也得到了自唐朝安史之亂以後難得的休養生息時間。紹聖五年，朝廷更是在橫山、河湟、河西諸地，做了一件曠古絕今的大事：朝廷徵召了三千餘僧道，在這些地區大做法事，超度死於戰爭中的亡魂——這倒並非沒有先例，但此後，石越又下令這些僧道深入各番部，替各番部免費醫治人畜，朝廷並為此撥出三十萬貫緡錢，購買草藥，賜予諸部落。
石越此舉，固然顯示了如今宋朝西北各族關係之和好前所未有，亦間接展示了宋朝的財政狀況是怎樣的良好。
的確，時至今時今日，汴京的物價，仍然未能恢複到七八年以前的水準，但自熙寧十八年發行鹽債開始，儘管圍繞鹽債之事，爭議不斷，甚至偶有緊張之局面，但得到司馬光與王安石支持的鹽債，畢竟得以順利發行，朝廷得此巨額資金，不僅可以為交鈔、錢莊存款提供擔保，而且還幫助朝廷度過了財政困難之時期。
在交鈔與錢莊穩定之後，儘管很快在海外之凌州與金洲又發生了戰爭，但原本預期將慘淡經營的海商與東南作坊，卻也因為封建，獲得了新的機會。自熙寧十八年開始，每年都有不同數量的宗室之藩，他們在汴京與杭州大量變賣資產，以購買需要的物品，並募集人才與勞動力，大宋朝一百餘年來宗室的財富積累，在幾年之內，幾乎全部投入流通市場，這本身就足以令汴京與杭州的交易活躍繁榮，由此帶動的一個個地區、行業的繁榮，效果更不可估量。而到了封國後，為籌措最初的資金，諸侯們更是不惜大量地出賣利益，從最普遍的承包市舶務關稅，到開放礦山，更有甚者甚至僱傭武伴當為傭兵，替他們征服夷人，然後諸侯與傭兵們坐地分成，分享賦稅……
海商們在諸侯國或身居要職，或與諸侯們分庭抗禮，但多數人仍然甘願當宋朝的臣民，他們也給宋朝朝廷帶來了可觀的稅收。紹聖五年，朝廷在市舶務關稅、海外商品禁榷專賣兩項收入上，便超過了一千萬貫緡錢。而這，還是在宋輦交惡，東西商路幾近斷絕的情況下取得的。
東南諸路更趨繁榮，不僅兩浙、福建諸路遠勝舊觀，湖廣四路的戶口、墾田數、糧食產量、稅收，更是逐年增長。而益州路歷五六年之休養，亦已漸漸恢複元氣。在劃定蜀幣區、禁軍大舉北撤後，益州物價漸漸平穩，此後五年間，朝廷在益州小心翼翼地回收著紙幣，至紹聖五年，益州的情形，看起來反比以往作為鐵錢區時更加樂觀。雖然朝廷仍未開放蜀幣與交鈔之兌換，人們出入益州，攜帶錢鈔無用，只能帶貨物或者黃白之物，但這與以往實施鐵錢區時一樣，貨幣的不能通用，反倒促進了益州與外界的貿易。而蜀幣作為鐵錢所沒有的優點是，發行蜀幣成本遠遠低於鐵錢，而鐵錢易於盜鑄，攜帶不便，蜀幣則反而盜印不易，攜帶方便。五年時間，不僅益州軍民早已接受蜀幣，據唐康所知，更有商人不惜干犯法令，私下裡替出入益州的旅人兌換交鈔、蜀幣，在那些商人那裡，一貫蜀幣甚至能換到一貫二十文的交鈔。也就是說，在實際上，蜀幣已比交鈔更值錢。
的確，益州的自我恢複能力是驚人的。只需朝廷安分下來，百姓就會扛起鋤頭，自己養活自己。陳元鳳在益州，只花了不到兩年時間，剿撫並用，就平息了益州全境的盜賊，並因此升任轉運副使。
叛亂的西南夷在幾次主動出擊騷擾皆被王厚、慕容謙擊敗後，很快便不敢再挑釁宋朝。眼見著一兩年間宋軍都未來征討，這些叛亂的部落順理成章地又重新開始了互相之間的仇殺，在陳元鳳、王厚、慕容謙、何畏之的暗中挑撥、收買、分化之下，三四年間，這些部族要麼重新歸附宋朝，要麼早已經將項上人頭，懸在了戎州的城門之上。
紹聖五年，陳元鳳甚至上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奏狀，請求朝廷允許他發益州之兵，清算當年西南夷叛亂時的領頭部落，乃至要懲戒後來曾經接納過某幾個部族投附的大理國。
在司馬光做主的政事堂，這份奏狀當然不可能被採納。因怕陳元鳳惹是生非，司馬光乾脆將這位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能吏」，以「歷練」為名，升任河北路學政使。
紹聖五年的司馬光，是如日中天的司馬光。無論他做什麼事，兩府都沒有人會反對。
在這一年，朝廷如約贖回了第一批五年期的鹽債，沒有一文錢的拖欠。舊黨中與司馬光漸漸疏遠的那群人，雖然也有極少數的人，將此視為自己持續五年抗爭的勝利，宣稱朝廷只是勉強做了件理所應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