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的保證並非信口開河。
在他拜見王安石的次日，兩府即向王安禮與李憲下達了密令，嚴禁邊將向李秉常部挑釁，並告知二人，若西夏得知大行皇帝升遐欲遣使至汴京吊哀，可以接納其使者，同時，允許秉常派遣使者至夏國王陵祭祀。
強硬的對夏政策，在趙頊死後，終於開始鬆動。但這一切卻只能秘密進行，儘管人心轉向，厭惡戰爭的情緒開始流行，但是石越與司馬光都不能不顧忌許多士大夫的另一種情緒——對大行皇帝趙頊的懷念與維護。
儒家有「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的聖人之言。大行皇帝屍骨未寒，就改變他的政策，不僅會觸怒反對者，便是那些支持者，在心裏面也會犯嘀咕。今日的石越，可不能打出「以母改子」的旗號來，這不僅會激怒王安石，而且更是否定了自己——這無疑是因小失大，如果他這麼做，朝野中原本支持他的許多士大夫，會將他看成是只會迎合上意、反覆無常、背叛趙頊的小人。
於是，在下達這道密令的同一天，詔旨頒布了對王安禮與李憲的獎賞——前者加樞密副使，後者追敘其過往之軍功，封武功侯。
說是安撫也好，說是賄賂也罷……其實這樣做用處並不大，對於李憲倒不必擔心，他自然會心領神會，但以王安禮的身份地位，只要他在安西府，與西夏接洽便不可能瞞著他——儘管王安禮並不是那種迂腐的士大夫，儘管王安禮也貪財愛色，在意功名利祿，但王安禮始終是個士大夫。若是不幸他反感此事，那區區一個「樞密副使」，是封不住他的嘴巴的，他畢竟是進過政事堂的重臣。
然而，不論怎麼樣，做了總好過沒做。這亦可以當成石越對王安石同意出鎮杭州的一個小小的回報——王安石當然不屑於這種交易，可石越亦不會笨得竟將此宣之於口，自取其辱。
他只要恰如其分地表露出自己的善意便足夠了。
石越與司馬光已經達成共識，此時趙頊雖然病逝，局勢發生變化，但這個共識並未改變——司馬光支持石越略顯激進的挽救交鈔計畫，而石越則支持司馬光的戰略收縮政策——這亦是石越向王安石保證的全部含義。如若一直是兩北不靖，西南不寧，只怕王安石亦不會有心思待在杭州，搞什麼鹽債和封建。
老天似乎並未完全拋棄石越，在向西夏悄悄地邁出了第一步之後，從益州也終於傳來了第一個好消息——高遵惠與陳元鳳在圍困伏虞縣城幾十天後，於熙寧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攻入伏虞縣城，平定了所謂的「陳三娘之亂」。
雖然這並不是一次完美的勝利——陳三娘在城破之日不知去向，高遵惠與陳元鳳搜了三天三夜，將伏虞縣翻了個底朝天，也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而且，在石越看來，這到底不過是一次不光彩的鎮壓。但勝利始終是勝利，哪怕是不光彩的勝利也要遠遠強於不光彩的失敗。這個勝利，對於穩固益州的局勢，甚至是振奮汴京的民心士氣，也是有利的。
不過，益州的好消息也就到此為止了——與這份捷報幾乎同時送達的，還有一份讓所有人感到意外的馮京告病的奏摺。
頂著「知樞密院事」頭銜，前往益州主持大局的馮京，平心而論，雖然他亦不過是個太平宰相的料，但其處理庶政之能力，原亦是可以信賴的。但是，在汴京十幾年養尊處優的生活，損害了馮京的身體。由汴京前往成都的長途跋涉，加之不太適應成都的氣候，竟然令得馮京在成都突然染病不起，根本無法理事。
這對於石越來說，無疑又是一次不小的打擊。益州目前的局勢，依然還需要有一位重臣坐鎮，而馮京無論資歷、能力，以及與石越的關係，都是理想的人選。如若馮京告病，則石越不僅要為新人選傷神，對益州路的控制權，更可能因此落到舊黨手裡——司馬光已經在給高太后的表章中，暗示了不惜代價迅速停止在西南夷的戰爭的可能。而高太后聽政數日，還從未駁回過司馬光的任何建議。伏虞縣的勝利，必將令司馬光更加堅定從川峽撤軍的決心——除了失去西南夷的「無用之地」，他再無他慮。但是，儘管石越最初就反對什麼「熙寧歸化」，但他同樣也不願意失去那片土地——從地圖上看，西南夷叛亂的區域，比宋朝從西夏手裡收復的土地還要大！
而更令石越不快的是，馮京在奏摺中竟然大力推薦陳元鳳——若據馮京所說，則陳元鳳不僅有出眾的洞察力，而且處事果斷，極具魄力。陳元鳳在圍困伏虞縣期間，親自在附近各州縣、村鎮複查案件，接受百姓告發，斷案公正，極得民心，更是趁機查出一些州縣胥吏在賦稅上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的情弊，幫百姓減免了不少賦稅。不僅如此，他還從軍糧中分出糧食，賑濟百姓；迫使當地的富戶豪強降低佃租；雷厲風行地打擊拒收交鈔之事……正是因為陳元鳳的這些舉措，使得當地民心迅速轉向。高遵惠與陳元鳳率領的，都是些未經戰陣的廂軍、鄉兵之類，雖然陳三娘的亂黨亦不過是烏合之眾，但他們據城而守，這些廂軍、鄉兵若要強攻，原也未必討得了好去。但陳元鳳的舉措，被故意傳進城中，卻使得圍城中的民心動搖，不斷有人偷跑出來向官軍自首，最終高遵惠幾乎是兵不血刃便攻進城中……
不僅是馮京，連高遵惠的奏摺中，也對陳元鳳大加讚賞，將全部功勞推到他身上，可見這些事迹，不太可能是假的。石越以前一直沒怎麼把陳元鳳這個「布衣之交」當回事，但自從陳元鳳到益州後向呂惠卿反戈一擊，石越便開始對他另眼相待。石越不能像范純仁一樣，做到君子坦蕩蕩，對他全無成見；更不能像李敦敏一樣，總以用善意去想別人。陳元鳳是一個他有點捉摸不透的人，此人雖然尚無資格成為他的對手，但石越卻也無法放心將益州交到他的手裡。
然而，無論石越喜歡與否，他都必須承認一件事情：他真正可以放心的，又有資格節度益州這樣重要的地區的朋友本就不多，而蘇轍等籍貫在川峽的官員，更不可能派往益州路擔任長吏這樣重要的職務——這就意味著，石越幾乎找不到「自己人」可以去益州。
「相公別無選擇！」雖然在稱呼上有所改變，但潘照臨刻薄的語氣，尖銳的用詞，卻沒什麼改變，「要麼做個順水人情，無論司馬光選中誰去益州，無非便是將西南夷視為化外之地，來個眼不見為靜。只要在益州的軍隊撤回，休養生息幾年，益州便能恢複過來。沒了西南夷的麻煩，境內群盜也沒什麼好擔心的，朝廷也丟了個大包袱，可以省下好大一筆開銷。益州原本就與別處不同，當地原本是鐵錢區，對紙幣亦較為接受——只須依樣畫葫蘆，乾脆在益州全境禁止使用銅錢、鐵錢，管好幾條出入通道，在外面交鈔不穩定時，再在本地交鈔上加蓋一個印章，規定只許在益州境內流通，禁止其他交鈔出入蜀境，保管益州鈔法、物價，迅速便能穩定下來……」
石越不由得在心裡苦笑，潘照臨雖然不太懂食貨之術，但他的洞察力卻的確是高人一籌的。益州的地理位置的確非常特殊，它完全可以自成一體的運行，對外界幾乎無欲無求。這也是當地此前能夠成為獨特的鐵錢區的緣由。而且，潘照臨所說的辦法，此前司馬光也的確曾經向石越流露過！
這對益州還真不是個壞辦法，用慣鐵幣的人們，對交鈔還是持歡迎態度的。因為宋朝此前的鐵幣，除了這種貨幣是用鐵鑄的外，也談不上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金屬貨幣——不僅鐵錢的面額經常高於它的實際價值，盜鑄鐵錢也泛濫成災，更糟糕的是，盜鑄鐵錢的技術難度，甚至遠遠比盜印交鈔要容易——交子最先誕生於蜀地，絕不是沒有原因的。石越甚至也不必為蜀商們擔心，對於如何應付一個國家內的兩種幣制，他們的經驗可遠比石越豐富。
但石越對這個方案不太待見也是理所當然的——他追求的目標，是將大宋朝各個亞經濟區域更好地融合起來，而不是謀求各個地區的經濟獨立與分裂。宋朝政府此前容許鐵錢區的存在，還可以用它一直受困於銅錢的錢荒、鑄造銅錢成本過高等現實來做為借口，石越卻不知道他應當拿什麼來做借口！
難道益州是個佔領區嗎？連紙幣也要另外發行！
但潘照臨卻無意顧及石越的心情。
「要麼，支持一個新黨去益州，便當再送給王安石一個人情。這人自然不能是呂惠卿的黨羽，但新黨不論是誰，都是支持大行皇帝開疆拓土的。即使朝廷有意放棄西南夷，他到了益州後，多半也要唱反調。不過，新黨的人想如何恢複益州的元氣，那便沒人能料得到了……」
「先生以為司馬君實會答應讓個新黨去益州嗎？」石越沒好氣地說道，「他恨不得明天便下令和西南夷議和，後天便頒令撤兵。那地方對他來說，毫無意義。」
「那相公不妨去大相國寺燒香，盼著王厚與慕容謙趕緊打個大勝仗——這亦算一法。」潘照臨面無表情地說道。
「要燒香有用，我每日燒一車香也成。」提及此事，石越更加氣悶，「王厚與慕容謙在汴京的時候倒是信誓旦旦，可花了這麼久時間，只打過一次勝仗——何畏之率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