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烈武被釋放回家後，每日便安心地在家裡享受著天倫之樂，一面設法籌集三百貫緡錢給李渾當盤纏與安家。三百貫哪怕對田烈武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數目，汴京到現在還在流傳著一則笑談——《海事商報》的主編唐坰，當年做御史準備彈劾王安石之前，便是先找人借了三百貫當作路費，才敢上章彈劾的。事實上當然很有區別，眾所周知，唐坰後來是籌錢創辦了《諫聞報》。但這則談資其實離「真實的情況」相差不遠，宋朝官員，無論文武，薪俸都還算優厚，但官員們不僅要養家糊口，還要承擔更多的交際應酬，應付許多的往來借貸，加上當時家族觀念濃厚，很多官員出身時靠著整個家族的扶持，發達之後也不免要回饋家族，比如掏出錢來在家族建立義倉，興辦學校……即使是中高級官員，若為官清廉，也會入不敷出。像田烈武這種，剛剛晉陞為中級武官未久的，雖然較之當年已不可同日而語，但其實也就是堪堪能在汴京換一座大點的宅院而已。行伍多年，官做得越大，開銷也是越大，既不敢剋扣軍餉，又不敢私自回易，吞沒俘獲，部屬有什麼困難，還要自掏腰包加以周濟，雖然因此甚得軍心，但錢袋子卻是註定不可能太鼓的。但李渾卻比他更窮——到此時，田烈武才知道李渾祖上，居然是沙陀人。李家雖歷代皆為班直，但因為他為人任俠豪爽，父兄又先後都在宋夏戰場犧牲，因此家裡除了一座四壁光光的宅院，兩個兒子三個女兒外加兩個侄子、一個侄女共八個小孩要養活外，也是窮得叮噹響。他轉任軍法官，亦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家裡既然窮，陞官的機會就少，而軍法官俸祿較普通軍官要優厚些，於他家的窘境不無小補。這番被貶，於李渾家實是一次重大打擊。李渾平素在京師的朋友，這會都躲得遠遠的，再也不肯露面。田烈武是捕頭出身，自然知道沒有盤纏的被貶斥的官員，在路上會是什麼樣的境況。兼之李家這種境況，他更不能放任不理，沒奈何下，亦只得東拼西湊，替李渾來籌集路費與安家費。他也不敢去找石越、唐康、秦觀這些人，好在田家在開封府的衙役中間，還是有點名望的，田烈武雖然倒了霉，在家閑置，但畢竟大大小小還是個武官，那些衙役捕快也還不至於像李渾的朋友那麼勢利，一人幾百文幾貫的湊，竟硬生生是湊齊了這筆錢。
送走李渾之後，田烈武更加無所事事，每天除了去侍衛步軍司點卯外，便是天天在汴京城裡閑逛，每日里在茶館喝茶聽報。直到有一天，他在城西金梁橋街附近，發現一座規模宏大的「劉樓藏書閣」。
在此之前，田烈武並不知道，劉樓藏書閣早在熙寧十五年的時候，便已經超過白水潭圖書館，成為汴京乃至整個大宋最大的公共圖書館。
在桑充國的一力鼓吹之下，即使在戰爭不斷的情況下，宋朝朝廷在公共教育上的開支，也是逐年上升的——雖然比起龐大的軍費開支，根本不值一提；但畢竟也是在進步。早在熙寧十三年，英年早逝的歐陽發便率先提出「識字率」的概念，倡導官府應當要全力提高識字人口的比率。在歐陽發去世之後，桑充國與程頤便繼承了他的遺志，桑充國在《天命有司》中，更將之視為政府當然之責任與義務，不容推卸。程頤則將這些概念，納入他哲學體系中「道」的範疇。這些鼓吹，其實暗合了熙寧十五年後，宋廷中那股反對繼續戰爭，主張休養生息的政治勢力，亦迎合了平定西夏之後，民間生起的厭戰情緒。在種種壓力之下，政事堂第一次下令調查除剛收復的靈夏與海外領土以外各路府軍州的識字率與男童就學率。
調查的結果顯然不可能樂觀。要知道，在另一個時空中，十九世紀中期，勉強可以識字的倫敦庶民階層的小孩，不到百分之十，會寫字的更低；而法國於一八八一年實施義務教育法後，實際就學率竟只有可憐的百分之一點四！托儒家一千多年來實際是以教育為立足之本的福，大宋的情況倒還不至於這麼慘淡，但也足夠糟糕。
識字率方面，汴京是最高的，卻也僅僅剛過三成，其次是杭州、揚州與成都。在某些地區，更是只有可憐的百分之一。全國平均識字率約百分之二十。
至於男童就學率，自《興學校詔》頒布以後，倒是大有好轉。在汴京，有桑充國持續的努力，兼之又是天子腳下，就學率竟高達六成五。但讓人吃驚的是，男童就學率最高的城市卻是杭州——除了商業的發達，江南的學風濃郁外，也因為有種種技術學校，以及伏波學堂的存在，使得其就學率竟然達到驚人的七成。不過這只是極少數的繁華的特例，在全國範圍內，平均就學率亦不足四成。
如果只是想比爛，這樣的數據自然堪為驕傲。但是掩藏在那個讓人難堪的平均數字後面的，是更為難堪的地區差異與身份差異。比如除了汴京以外，無論是識字率還是就學率，南方都遠遠高於北方。而武人更成了識字率最低的一個階層，武官的識字率都只有可憐的一成，低於全國平均水準一半！這還是託了神衛營與衛尉寺的福，才有這樣「體面」的數據。
在這樣的情況下，兩府不得不採取一些措施，來應對清議的批評。加大對公共圖書館的投入，對在講武學堂培訓過的武官優先晉陞等等措施，便是兩府應付批評的產物。這的確是一次極大的轉變，僅僅在十幾年前，兩府還有相公說：「武官要識字做甚？！」而現在，連神衛營的節級們，都得學習算術與幾何。
田烈武對這些曲折自是全不知情，密院與兵部新定的磨勘與考課條例中，的確對識字的武官有所獎勵，但是這些在西軍中影響甚微。西軍這些年來，一直在打仗，講的是軍功戰績，什麼磨堪考課，根本就是微不足道。但這些年來，田烈武自覺讀書對自己的幫助極大，養成了閑暇時必要讀書的習慣。因此突然間見到規模宏大的劉樓藏書閣，當真有點喜出望外，從此每日總有幾個時辰，要消磨在這裡。
這日他從藏書閣神奇般地借到了一本西湖學院翻譯的《謀略例說》——這的確是非常的神奇，這部羅馬人的軍事著作，在大宋受到了不公正的輕視，西湖學院翻譯過來的書籍，絕大部分是自安息文、大食文版本轉譯，直至熙寧十七年為止，流傳的範圍，也主要限於大宋的各大學院，以諸學刊的讀者為主，主要受到學者與博物學家的歡迎（當時的格物學者往往身兼數門之長，極少有單純專精某門之學者存在），而印刷之數量，一般也只是幾百冊，只有極少數作品才會廣受歡迎，印數超過千冊——而這部《謀略例說》與另一部《安庾戰史》，顯然不可能受到這些學者的歡迎。得到石越巨額捐助的西湖學院塞夷譯經樓，當初譯介這兩本書的目的，是希望能給軍校當教材，不料軍校的主官根本連翻都懶得翻，一句「蠻夷也會寫兵書？」便將這兩本書丟進了馬桶。儘管也耗費了許多的資金與心血，但是最後這兩本書，僅以分別出版五十本而慘淡收場。只有最好的藏書閣與專門的藏書家那裡，才可能有這兩本長年不見天日的泰西經典著作。劉樓藏書閣收藏這部《謀略例說》已經有一年的歷史，據其記錄，這是該書第一次被借閱。
田烈武因為出身卑微，從不敢輕易地看輕任何人。哪怕這是泰西夷人的作品，他也抱著開開眼界的心態，以為人家既然寫得出書，那便總比自己這個大老粗要強上幾分，便有可學之處。因此倒也是興高采烈地拿在手裡，準備好好讀讀。不料剛剛走出藏書樓，便被迎面走來的一個人叫住：「這位可是龍衛軍的田將軍？」
他愣了一下，打量來人半晌，卻到底是認不得此人。田烈武自覺不好意思，慌忙抱拳道歉，一面問道：「恕我失禮，不知尊兄如何稱呼？」
那人操著半生不熟的汴京官話笑道：「是在下冒昧才對。田將軍原本便不認得我。在下趙時忠，原是靈州人氏。將軍在靈州時，在下曾見過將軍一面。」
田烈武這才恍然，笑道：「原來如此。尊兄怎麼來了汴京？」
趙時忠笑道：「朝廷收復靈武后，在下便舉家遷到了祥符縣。這番是想潛心讀書，但求考個功名，亦可光宗耀祖。」
田烈武知道但凡舉家被遷往東、西兩京居住的，在西夏必定是一時之豪強。這人姓趙，只怕還是賜姓也未可知。當時西夏貴族離開故土者，極為顯貴者除外，普通貴族中除了部分人依然投身軍中，改替宋朝賣命外，有相當一部分意志消沉，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有些人甚至不到三兩年間，便家道敗落。此人竟然有此雄心壯志，欲要在汴京考個功名出來，倒也讓人欽佩。因贊道：「尊兄倒不愧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將軍謬讚了。」趙時忠連忙謙道，心裡卻是極高興。這些西夏舊人，無論是党項還是漢人，在汴京多多少少都不免受到歧視，這還是頭一次有人如此誠懇地鼓勵他——從田烈武的臉上，看不出任何憐憫之意。他看了看田烈武手裡的書，有點拘謹地笑道：「想不到將軍原來文武雙全。」
田烈武已是不知多少次聽人用各種各樣的語氣說出「文武雙全」這四字評語了，倒難得有一次像趙時忠這般的誠懇，甚至還有點崇拜的味道。他靦腆地一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