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康、田烈武案審結，皇帝下兩府台諫學士院雜議，渭南兵變案也隨之正式公告天下，坊間流傳的謠言得到官方的證實，頓時天下震動。報紙在傳播信息方面，發揮了難以想像的作用——渭南兵變的整個過程被詳細地報道給大宋各大城市的市民們，結果引發了趙頊完全預想不到的波瀾——儘管宋廷已經下詔免除渭南五年的賦稅，命令陝西路妥善安葬死難軍民，又召集了三百多名高僧前往渭南念經超度冤魂，但宋廷君臣依然低估了此事對普通士大夫與市民的衝擊。禁軍與武人的形象，原本經由石越苦心經營，再加上伐夏的巨大勝利，已經大為改觀，可以說自唐末以來從未有這麼好過。然經此一事，卻不免再次受到嚴重的損害。朝野清議對雄武二軍的鞭撻，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魚，對武人固有的成見與疑忌重新抬頭，鋪天蓋地的嚴厲批評，在短短几天之內，就將樞府、兵部、衛尉寺給淹沒了。文彥博儘管身為三朝元老，亦免不了飽受質疑；連新上任的兵部尚書孫固，都難逃指責；而為了應付朝野巨大的壓力，兩府不得不逼迫衛尉寺卿「主動」請辭，從而開始了一個噩夢般的歷史——自此以後，大宋竟無一人能自「衛尉寺卿」這一職位上全身而退。但更直接的壓力則是讓三衙與禁軍的官兵們承受著，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出門時都不敢穿軍袍……
雄武二軍的兵變，不僅是大宋軍隊之恥，更給了軍制改革以來一意整肅軍隊紀律、重塑武人形象的改革派當頭一棒。最糟糕的是，宋軍內部的派系之爭，亦由此事而公開化——無論是殿前司諸軍，還是西軍、河東軍、東南軍，沒人願意替河朔禁軍背黑鍋，《秦報》首先公開替西軍分辯，將矛頭指向河朔禁軍，從五代時期的老賬開始翻起，措辭嚴厲地指責河朔禁軍紀律不整，戰鬥力低下，稱其「衛國無能，禍民有術」，呼籲朝廷應當重用西軍將領，整肅河朔禁軍紀律。這樣的指責並不能讓人服氣，河朔禁軍中並非人人都是大老粗，馬上就有將領上書朝廷，要求朝廷主持公道。河朔禁軍對西軍本來便不服氣，而許多西軍將領把持著河朔禁軍之要職，更滋生其不滿。此番渭南兵變，他們認為正是朝廷輕河北重西軍使然，是朝廷錯誤的政策將西軍將領放到了錯誤的位置上，由西軍將領的魯莽少謀，而釀成了這一悲劇。在他們看來，雄武二軍兵變，西軍將領是要負大半責任的。
呈上這封奏摺與在奏摺上面署名的將領，很快便受到了樞府的嚴厲訓斥，全數都被降職，調離禁軍。宋廷是不願意看到軍隊中發生派系之爭的，文彥博雷厲風行地抑制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然而這樣的處置卻讓河朔禁軍更覺得朝廷偏向西軍。西軍這些年勢力遍布樞府與兵部、三衙，河朔禁軍自然將此視為西軍的打擊報復，文彥博在河朔禁軍中威信極高，他們不敢對皇帝與文彥博有何不滿，卻將內心的憤懣，轉到了一直壓在他們頭上的西軍身上。而紀律嚴明的西軍對河朔禁軍的歧視，卻也因此同樣更加根深蒂固。
其實，承受壓力的並不只是河朔禁軍，也不只是西軍，而是全部的大宋禁軍。只不過，人們習慣站在自己的立場來思考問題，於是雙方都感覺到自己受了極大的委屈。
對軍方的指責異口同聲，巨大的負面影響，惟有時間方能消除。而對於唐康、田烈武案，清議卻呈現出兩極分化。同樣是對渭南兵變深惡痛絕、痛心疾首，人們對唐康、田烈武等人的看法卻完全不同：大部分人將唐、田等人視為英雄與忠臣義士；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軍隊不守紀律而釀成大禍，視之為與兵變之雄武二軍只有一步之遙的「跋扈將軍」。
在朝堂上，兩府台諫學士院的大臣們，也同樣意見分歧。皇帝雖想以「公論」的名義來赦免唐、田等人，他卻沒有想到，渭南兵變讓一些台諫官員大受刺激，這些人想到的，這時候全是「紀律」二字，他們迭章上書，支持馬默的判決，並且引經據典，支持自己的觀點，從太祖皇帝貶王審琦，到石越誅種杼、姚鳳……這些官員人數雖然不多，但其言論無所顧忌，反倒顯得聲勢驚人。石越雖然有心想要替唐康、田烈武開脫，但他自知身份尷尬，不得不迴避此案。不僅是石越，連文彥博也因為唐康的關係，被迫自請迴避。
這時候讓許多人意外的是，在如此局勢下，呂惠卿竟然公開上表，為唐康、田烈武等人辯護。當石越與文彥博都被迫迴避時，呂惠卿態度鮮明，政事堂內部對於此事的意見也出人意料的一致。在清議輿論極為不利的情勢下，新黨、舊黨、石黨三大勢力重要人物在唐康、田烈武案上的妥協，總算幫石越穩住了陣腳，沒有在清議的壓力下，使唐康等人變成犧牲品。
但這件案子，卻再一次拖延了下去。時間轉瞬便到了七月十五日。
大遼賀生辰使蕭佑丹再次來到汴京，已是相隔十餘年，但州橋投西大街街北的都亭驛，十餘年來，似乎並無絲毫變化，擁有數百間華美房舍的都亭驛，在住進上百人的龐大使團後，依然沒有半點擁擠嘈雜的感覺。都亭驛對面，還是那間梁家珠子鋪，也不知道它是何時開設，竟似個百年老字號一般，長盛不衰。
物雖沒有變，但人卻變了。都亭西驛的驛吏們都換了面孔，連對面梁家珠子鋪好像也換了個少東家。負責接待蕭佑丹的南朝官員也變了——蕭佑丹十年余前來汴京，還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層官員，而如今卻已貴為大遼衛王、北院樞密使兼侍衛司徒，深受遼主器重，他不僅在遼國極有權勢，在宋朝也是鼎鼎有名。為了接待這位以智謀而聞名的大遼衛王，宋朝派出了翰林學士李清臣親赴陳橋驛相迎，專責接待。而兵部職方司也出動了在汴京的所有精兵強將，全力保護、監視這位遼國衛王——現在人人都知道，這位衛王殿下同時還掌管著遼國最精幹的間諜機構「通事局」。
直到如今，只要提起「通事局」三個字，便恍如在司馬夢求與職方館臉上扇了一記清亮的耳光，但卻是兵部職方司自成立以來最大的驕傲——宋朝第一次知道「通事局」，正是因為熙寧十六年職方司在大名府破獲了一起間諜案。但此時通事局至少已經成立了三年，而大宋職方館在遼國的間諜們，竟然一直以為隸屬於北樞密院的這個通事局，只是一個翻譯文書的機構——而最讓人難堪的是，當宋朝處死那幾個大名府的遼國細作之後，遼國便迅速逮捕了十餘名宋朝間諜，全數處死。職方館河北房知事便是因為此事而被左遷。職方司與職方館這兩個機構，因為只有一字之差，許多人很容易混淆，但二者之間卻絕非如同它們的名字一樣親密，幾乎自成立之日起，雙方便互相看不起，互相不服氣。但不管怎樣，職方司的官員們，心裡是明白司馬夢求手下並沒有酒囊飯袋的，而且自西夏事了，職方館的重點便轉到了河北房，對於這個能將司馬夢求的部下玩弄於手掌之中的人物，職方司雖然取得過小小的勝利，卻絲毫不敢掉以輕心。
所以，無論遼國如何說得冠冕堂皇，職方司絕對不肯相信蕭佑丹以堂堂衛王之尊出使汴京，背後竟然沒有別的目的。自從蕭佑丹進入宋境的那一刻起，負責接待遼國使者的宋朝官吏將兵中，職方司間諜的身影，便幾乎無處不在。
蕭佑丹很明顯地感覺到了這些身影的存在。不過，他只是置之一笑。這裡是宋朝境內，宋人要做什麼，那是宋人的事。他當然不是單純來汴京給高太后拜壽，而的確另有使命。但他的對手，卻絕不是宋朝的職方司。
不待使團人眾安頓妥當，蕭佑丹便請李清臣相陪，帶了副使耶律萌，親自前往宋朝的往來國信所遞交國書，到國信所，蕭佑丹赫然發覺，由宦官把持了一百多年的往來國信所，主官竟然換成了士人。他早知南朝之變化，但這變化之大，卻猶出他意料之外。原本蕭佑丹最忌憚的南朝官員便是石越，而幾年前聽說石越被閑置，讓他暫時放下一塊心裡的大石頭，但此番出使南朝，一路所見所聞，卻讓他心裡又平生憂懼。出了國信所，上馬之後，蕭佑丹便忍不住感慨道：「方至都亭驛，已有物是人非之感。到了此處，才知梁家珠子鋪換了少東家，實不足道也。」
李清臣自是知他話中之意，但聽蕭佑丹竟連梁家珠子鋪的東家這樣的小事都留意於心，亦不覺駭然。因勉強笑道：「大王於汴京風物，倒是熟悉得緊。」
蕭佑丹聽出他話中的警惕，轉頭望了他一眼，不由淡淡一笑。
在通事局的檔案中，有一份宋朝翰林學士李清臣相當詳細的資料——蕭佑丹知道他是韓琦的侄女婿，他的文章策論，被歐陽修比之蘇軾，被韓維比之荀卿，當今的宋朝皇帝曾譽之為「良史之材」。此人早在宋英宗時，便簡在帝心，只是因為韓琦當時是宰相，不肯讓自己的子侄輩陞官太快，才一直被刻意壓抑著。李清臣還熟知陰陽五行之說，擔任京東路提點刑獄之時，以善捕盜而聞名天下，齊魯的綠林好漢們畏懼李清臣，聽到「李提刑」三個字，雙腿都直打哆嗦。新官制之後，韓忠彥以家世，李清臣以文章，分別得到趙頊的賞識，李清臣做過幾任侍郎，又拜翰林學士，參與機要，宋廷的許多詔書都出自他手，通事局的官員們，李清臣與韓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