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之所以自太平天國起兵以來一敗塗地，最後連南京也丟了，除了八旗綠營兵腐朽不堪用之外，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錢糧的問題。清朝的財政體系是一種相當落後的制度：每年的財政收入是固定的，約銀四千萬兩，主要來源於地丁錢糧；每年的支出也是固定的，近四千萬兩，主要用於官俸兵餉。其基本特點就是量入為出，而由此引出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彈性。一切都是固定不變的，為政者沒有錢去開辦新的事業，而一旦遇到天災人禍，如水災、旱災、蝗蟲、戰爭、瘟疫，政府的收入銳減，支齣劇增，往往會引起財政危機。
這種制度最初推行時，似乎效果還不錯，康熙、雍正兩朝明主的精心管治，使戶部的存銀最高時達到七千萬兩，但經好大喜功的乾隆帝大手筆開銷，到嘉慶帝時，存銀已經不多了。川楚白蓮教起義、張格爾叛亂、鴉片戰爭，再加上黃河多次決堤，清政府的財政已陷於窘境。咸豐帝一上台，就想清清自己的家底，管理戶部事務的大學士卓秉恬向他奏報稱，國庫存銀僅八百萬兩，而且「入款有減無增，出款有增無減」，入不敷出，為數甚巨。
戰爭是吃錢的怪獸，其消耗量大得驚人，清廷為了鎮壓遍地都是的起義軍，可謂是花錢如流水。可清政府財入的匱乏，似乎沒有影響咸豐帝鎮壓太平天國的決心。他從戶部銀庫中支撥，從各地封貯銀中調解，從內務府「私房錢」中發給。與先前和之後的列朝皇帝不同的是，咸豐帝動用皇家私產時毫不顧惜、毫不心疼。兵部尚書桂良奏稱，內務府存有金鐘三口，重兩千餘斤，值銀數十萬兩，請銷熔以補軍費。他立即命令內務府查明，派六弟奕訢親自監熔。結果這三口乾隆年間由宮廷工匠精製，鐫有乾隆帝御制銘文，分別重八百斤、七百斤、五百八十斤的世界超級工藝品，被熔為金條、金塊共計兩萬七千餘兩。戶部奏請將宮廷園林中多餘銅器發出，以供鑄造銅錢。他又命令內務府查明，結果圓明園等處存放的今天絕對是上等級文物的銅瓶、銅爐、銅龜鶴等228件，化成了8747斤銅料。
對於咸豐帝多次從內務府發銀的諭旨，使總管內務府的各位大臣都處在不理解的也要堅決執行的思想境界。到了1853年5月，也就是西殿太平軍開始東征之後，內務府終於向咸豐帝亮出了紅燈，存銀僅四萬一千兩，再也不能支付皇室以外的任何開支了。
年輕的咸豐帝似乎第一次知道，富甲天下、金碧輝煌的皇家也有財盡用窘的時候。到處羅掘，千方籌措，使咸豐帝從1850年至1853年7月，總共弄到了近三千萬兩的銀子供應前線，換來的是太平天國定都南京。而到了此時，咸豐帝已經山窮水盡，戶部存銀僅29萬兩，就連京官京兵的俸餉也都發不出來了。至此，咸豐帝再也沒有什麼招術了。
最直觀的影響就是琦善的江北大營，起初的琦善部兵馬南下時，錢糧供應尚算穩定，但隨後越來越少，直接導致那些綠營丘八將官們不得不想著方的撈錢，哪裡還有心思進剿？雖然對面瓜洲的長毛賊不過四千餘人，琦善也只能按兵不動，他知道眼下這種士氣和狀況強行出兵，除了大敗之外，不會有第二種可能發生。
問題的根源還是出在錢糧上，咸豐帝在財政匱乏的情況下，只能是聽任臣子們的擺布。而為了救急，臣子們的建策無不毒辣萬分，咸豐帝只能一一照辦不誤。
這些大臣首先想到的就是節流，官兵減俸減餉從1853年起，根據戶部的提議，咸豐帝先後降旨，將京內外文官武弁營兵的俸餉扣發兩成，以後又多次扣減。因為已經減少的俸餉，也經常欠發，尤其是京城以外的前線。到了後來，俸餉中又搭發大錢、銀票、寶鈔，那更是名不副實了。官弁的俸餉減少，決不會使他們自甘生活無著。於是，他們更變本加厲地朘刮百姓。早已腐敗的吏治更是壞到無以復加。長期欠餉的清軍士兵，多次因鬧餉而起事，不少人乾脆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勾當。
隨後大臣們想到還是大開捐例，賣官鬻爵開捐是滿清應付財用不足的傳統手法，自康熙朝開創後，幾乎從來沒有停止過。咸豐帝的父親道光帝對此種手段頗為痛恨，每次召見捐班官員皆容色不悅，曾經發生過因捐納官員應對粗俚而退捐罷官的事例。他在私下場合對一名科舉出身的官員坦露過心跡：「捐班我總不放心，彼等將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無不肖，究竟禮義廉恥之心猶在，一撥便轉。」
道光帝雖對此不滿意，但為了財政之需仍不得不為之。咸豐帝沒有他父親的那種道德上的顧忌。他需要銀子，管不了那麼許多。為了吸引富紳大商投資官秩官位，他根據臣子們的意見，來了個減價大拍賣。1851年，他將1846年的捐例核減一成，打了個九折收捐。至次年底，戶部收賬為銀三百萬兩。1853年，再減一成，按八折收捐，當年戶部收得六十七萬兩，戶部得數甚少。戶部所獲捐銀的減少，並不是當時收捐總數的縮小，這主要是捐銀大多被地方官截留了，這些銀子的去向無非就是地方官用於朝廷欠發的錢糧之用，似乎也怪不得那些無米下鍋的地方官吏。
接著大臣們又建議鑄大錢、發銀票、制寶鈔，當時中國的貨幣是白銀、銅錢雙制式。銀按成色以重量為計，錢由清政府鑄造。為了用更少的成本獲取更大的財富，咸豐帝批准了臣子們鑄大錢的奏議。1853年4月起，戶部開始鑄造當十銅大錢，即1枚抵10枚制錢。除了朝廷的戶部外，又有13行省先後獲准開局鑄造大錢。為了直接獲利，各處並不全是開礦煉銅或進口洋銅，而是往往熔毀原值一文的制錢，改鑄大錢。即便如此，鑄銅錢仍嫌成本太高，當時的銅資源十分有限。
也是1853年4月，咸豐帝批准發行銀票，即「戶部官票」，面額有一兩、三兩、五兩、十兩、五十兩不等。除戶部外，由戶部監督的官銀錢號，也發行了數量驚人的京錢票，面額有高達一萬千文者！這種近乎無成本的紙幣，獲利驚人。如寶鈔一張，工本費僅制錢一文六毫，造百萬即可獲利百萬，造千萬即可獲利千萬。除了戶部外，京外16省區也開設官銀錢局，發行「局票」。
從世界金融史來看，從以重量為計的貴金屬貨幣，發展到以數量為計的貴金屬或金屬貨幣（如金圓、銀圓、銅錢等），再發展到紙幣，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從清代的經濟規模和商品交換的總量來看，紙幣的出現本非壞事。事實上，民間錢莊票號發行的各種票據也彌補了此種不足。但紙幣的發行須有完善的金融理論來指導，須有周密的設計，其中相當數量的保證金及嚴格控制的發行額，已是今日使用紙幣的人們耳熟能詳的決定性原則。
可是，咸豐帝也罷，奏請發行銀票、寶鈔的官員也罷，他們並無近代金融知識，更無改造清朝落後的貨幣體系的構思。他們只是為了應付本無能力承擔的財政開支，而濫用行政權力發行根本不準備兌現的大錢、銀票、寶鈔。毋庸多言，如此無限量空頭髮行毫無保證的紙幣，其後果必然是惡性通貨膨脹，這與直接掠奪人民無異。
濫發通貨的後果，立刻就顯現出來，琦善等老臣也不是不知道，但咸豐帝裝著看不見，琦善很明智的也選擇了看不見。但從1853年5月滿清財政危機大爆發之後，前方將帥們再也收不到由戶部撥來的實銀，頂多不過是一紙他省協餉的公文。而各省對此種非分且無休止的指撥，根本沒有能力完成，只能是推諉不辦。久而久之，此種皇皇的指撥協餉的命令，成了一紙並無效用的具文，將帥們別指望憑著它就可以弄到銀子。
在這種情勢下，籌集軍餉似乎已不再是朝廷的義務，而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戰區地方官的責任。咸豐帝在國庫一空的現實中，只讓前方將帥打仗，不肯管也沒有能力管前方的供給了。
於是，既然朝廷不負責軍費，地方如何籌餉也理所當然地成為朝廷管不著也管不了的事了。於是，在戰區各省，籌餉成了地方官諸般政務中的頭等大事。除了湖南、湖北等少數省份用整理本省財政的方法，增加財政收入，許多省份的辦法是利用各種名目加捐加稅，其中有四川的按糧津貼和隨糧捐輸；江蘇、安徽等省的畝捐；廣東的沙田捐；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的漕糧折色。往往實征是其定額的數倍，多收的款項成為各級官吏「中飽」的淵藪。在國庫日虛的同時，許多官員腰包日盈，戰爭給他們帶來了發財的新機會。然而，農業生產的技術和規模，限定其產出。農業稅再怎麼增加，畢竟數量有限。過度的搜刮使小民賠累不起只得鋌而走險，只得跟隨太平軍起義造反，更加加劇了太平天國的聲勢。
隨後各省地方官的眼睛轉向富紳大商。對付他們的辦法，就是勸捐。按照原來的捐例規定，各省將捐銀數額交到戶部後，再轉行吏部，最後經皇帝批准發下標明捐得何種官爵的憑照。這種辦法需時多日，往往銀子交上去後，很久沒有下文，還要花銀子打點以催促辦事胥吏。為了提高效率，咸豐帝應地方官的請求，命吏部直接下發空白憑照，由地方官自填，定期匯總上報，大方的把國家官位當成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