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軍
曹溪整理
編者按：旅法華裔作家高行健榮獲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以下是其好友陳軍與其的一次長談。
陳：我想通過這個採訪試圖勾劃在我們這一、兩代人中，我們將來會為後人留下來的精神遺產是什麼？我指的是各個涵意上的，從理念、人生的經驗、藝術的創作，甚至包括對自己所處的這個時代的一些看法和個人體驗。因此，我基本上想問的是這樣一類的問題，即在你人生的成長過程當中，哪些事情給你留下了重要的痕迹，不管它表現為感情，或者是政治上的挫折，或者只是友誼中的背叛。這些東西作為你人生的轉折，其內涵到底是什麼？比如你現在回憶童年的話， 你是怎樣渡過的？
高行健：我的童年是個很夢幻又很渴望的。1949年共產黨要想建立一個新中國，一切都要個新的社會，要埋葬舊的社會。可是我是從那個社會來的。1949年我十歲，我是40年生的，我曾經一度是相信我是長在紅旗下的，忘了我以前的那段童年經驗。現在想起來， 那段經驗是非常重要的。
陳：你的家鄉在哪裡呢？
高：我出生的時候家裡正在逃難，正是抗戰時期。我生在贛南，我的父親當時在中國銀行工作，算是公職人員罷。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是一個幸福的童年，我幸虧有這麼一段生活。不是在那種大集體呀，祖國呀，紅旗下長大的。後來我一直忘掉了這一段。我們整個那一段的教育過程就是讓你忘掉它，一切都是從零開始，要埋葬那箇舊社會，一個大家耳濡目染的舊社會的苦難。可是我卻沒有看見多少苦難。那跟我的生活環境有關。
陳：你從哪裡逃到哪裡的？
高：我在40年的逃難中出生的，那是飛機轟炸下的贛州。這段我在小說里寫到過。贛州當時是蔣經國在那，算是個治理得模範的地方了。蔣經國當時算是國民黨內的清官，還算是治理的不錯。當時日本人到那裡就停住了。後來他們開始襲擊，我們又開始往前走了。我再小的記憶就是在泰河，也是在贛南。日本人到哪，我們銀行就先撤退。所以，逃難對我童年殘存的記憶來講是個很快活的事，能去很多地方，而且很有安全感，並沒有感覺戰爭的那種恐怖。唯一對戰爭的恐怖記憶就是飛機轟炸。然後就是抗戰勝利以後，我父親還留在銀行里，後來就失業了。後來他當過記者，又到私人的銀行里干過，輪船公司也干過。儘管我父親常常失業，但我們家生活還是滿優越的。我父母都出生於一個破落的家庭，對他們來說，這個生活已被新生活埋葬掉了。所以我還趕上了舊生活的尾巴，但是這箇舊生活現在對我來說是美好的。
陳：你在十歲以前，如果有過教育的話， 是個什麼樣的教育呢？
高：我們的家庭是非常溫暖的。我們家的這種家庭到了新社會以後就消失了，那種人的關係也消失了。那時候，一切都顯得溫文爾雅。我父親來的朋友談吐文雅，西裝革履的；我母親愛的也是教會式的教育。所以我們家算是個中產階級了。父、母親家以前也是個大家族，後來雖然敗落了，但是他們身上那種遺風尚在。他們和他們的朋友唱什麼西方歌曲了，什麼彈鋼琴了，唱歌劇了。太太們留學回來以後拿著洋嗓子唱花腔，生活很好玩。我父母他們當時組織了一個同樂會。我最早登台表演是在我五歲，我媽叫我排個節目，讓我跟她一起登台。我母親當時是抗日劇團的演員，後來跟我父親結婚後，出於政治原因，我父親不讓她搞政治，因為太危險。當時的抗戰劇團，國民黨也不太喜歡。後來我母親回憶起來猜測，她們劇團的外圍有共產黨在做工作。她是基督教青年會的。
陳：我媽媽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因為當時參加了抗戰的演出團並寫文章，後來在1956年時被抓起來，至八十年代初才被釋放。
高：所以他們49年後就根本不怎麼談這些事，但是這個記憶對我來說是非常寶貴的，於是我有兩個社會的經驗。我有現代中國的，再有就是西方社會的不同體驗。現在我是完完全全生活在西方社會裡頭。
陳： 你那時都是讀的什麼書呢？
高：應該說主要是童話。我也沒上學，因為那時在逃難嘛，加上我身體又不很好，所以基本上是我母親教我識字的。那時我家裡有一大堆書，有很多童話、兒童讀物、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可以說是一種很西式的教育，家裡那時還彼此講英文，穿的是西裝，唱的是洋歌。
陳：共產党進城的時候，你們家當時在哪？
高：忘了。五零年以後我們家到了南京，我有一個表伯父早年參加新四軍，解放後就到處找我們家。他的父親家也是個大家，是個大買辦資本家，就娶了好多小老婆。然後他媽就到我父親家過，他和我父親就像親兄弟一樣，然後他到了上海上大學，參加了地下黨，背叛家庭，並參加了新四軍。四九年後他就找我們到南京去， 當時他在南京軍區已是比較高的幹部了，所以我們家就在南京安頓了下來。所以我們家在他的庇護下過得還挺好。我父親從來沒參加過什麼政黨，只是一直都在銀行，沒吃過什麼大苦，而且他們還很天真，天真得讓人吃驚。解放以後，要改造思想，不過他們不熱心，雖然以後也總是努力要作勞動模範，可是老也入不了黨。後來才知道他們的擋案里有一大堆的問題，都是讓他們自己交代的，最後事情總是這樣…… 在我小時候家裡總是有一個溫暖的、非政治化的家庭，有一種現代的風氣，一種溫文爾雅的、客氣的、又有教養的、敦厚的、有長者之風的環境。後來我覺得這種格調的東西都把它扔掉了。以前的那種人際關係與這種政治化的不停的運動、人與人不能信任、互相之間的揭發完全不一樣。後來我覺得我父母老實得非常可憐，他們怎麼就這麼的黏糊，這麼的天真。我媽要求改造自己，下農場，最後自己就淹死在農場里。我父親遇上反右，其實他也沒什麼不滿。他還很積極，很老實， 有一次還做過模範工作者；拿著個小本子，發發傳單。但每次政治運動一來就免不了有事情。在我上大學的時候，大家都是互相提防著，動不動就互相揭發。我當時是個生活在小說似的幻想天地里，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根本格格不入，卻要努力防備他人。現在我想來，實際上當時是在用一個面具把自己罩住，用它來保護這樣一個幻想的天地，因為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是這麼的緊張，這麼需要提防。
陳：你這段生活中最糟糕的經驗是什麼？
高：我以前一直沒有遇到過什麼糟糕的經驗，但一到大學就開始了。
陳：你大學以前的書是在哪念的？
高：我大學以前的書是在南京念的，在一所教會學校。我在上初中的時候，有些課是用英文上。很像美國式的教育，非常開放，圖書館還隨便進，書也不是管得那麼嚴，解放以前的書都能查的到。所以我在中學裡的時候，已經把西方主要翻譯過來的作品都看了。從早期的古典，一直看到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等。而雨果的書一本也沒找到，以後反而看的少了。一直到反右以前，這個學校一直都很好，沒有什麼共青團的活動。我的底子是在那打下的。我的中學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夢裡。加上我與同學的關係很好，那些同學都是來自於知識分子家庭，所謂的高級職員，都是南京政府時期留下來的。因為當時需要考試，擇優錄取，所以貧民子弟很少。
但一到大學，立刻就遇到了反右鬥爭，這才感覺到人與人之間的緊張、恐怖和乏味。但我始終是生活在夢想當中，所以就整天泡在圖書館。我當時就覺得反右事件真是教條的和討厭。還有大學時就開始學毛著。但那時學毛著還有點自由，如果你上面放本毛著，下面放一本別的書還沒有人來揭發你，還沒到那個氣氛，但逐漸逐漸就開始了。比如我談戀愛就被告到團支部和黨支部那兒，所以我大學就入不了團。不過我從來就沒想過還有共青團，我根本就不知道它存在，但是它已經存在了。
陳：你怎麼會想到學法文的？
高：我覺得我在上大學以前基本都是在夢裡頭，現在回憶呀，我小時候就更是在夢裡了。然而我遇到現實，哇，我才知道現實是這樣的！所以我就採取了一個防衛的態度。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寫日記和寫作。我在大學裡學法文也是極偶然的，是因為家裡和周圍的環境，覺得最崇高的是科學，最應該上的三所大學是清華、北大和交大。當年我們中學學校是用庚子賠款建的。凡是學生考上這三所大學的，名字都會刻在體育館裡的一圈大理石上。這個學校有一百年的歷史，所以歷屆學生的名字就刻了很多。理所當然地，我也想學理工，因為那是最有出息的。當時我的理想是，做物理學家或數理學家。我當時的數學很好，文科也很好，但我對政治完全沒有概念。在大學的升學指南上，我想考戲劇學院作導演，但是報考條件是三十歲，且要在三個團體工作兩年以上才有資格，所以我就沒戲了。我從小就跟我媽演戲，門關起來，我媽和我、我弟一起演，只有我爸一個觀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