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歐洲聽說了桑妮的事。當時我正在那裡寫書，兼養病。醫生說我肝臟不好，還患有靜脈炎。我一點也不懷疑是桑妮自己作賤了自己……後來又聽說克洛斯遇到麻煩，我沒太在意，想這事一定能夠講清楚，因為在我們這個圈子裡，知道桑妮用毒品的人不止我一個……
然而，沒有一個人肯站出來替克洛斯辯白。
亞倫·德肖維奇教授懇求道：「我們需要你出庭，卡波特先生，因為公訴方在他們的總結性發言中斷言，克洛斯是克拉倫敦莊園里唯一使用注射器者，並且『沒有任何人看見過馮·普羅夫人使用注射器』……」
「可是，教授，」作家打斷，「說出了桑妮，就會牽扯出我自己。你知道我的知名度，你知道我的小說被選入了中學課本。如果那些讀者、那些受我影響至深的文學青年們得知他們崇拜的一代宗師竟是一個吸毒者，得知我的小說戲劇都是靠著興奮劑寫出來的，豈不讓我身敗名裂？」
直到1984年，杜魯門·卡波特臨終之前，才終於將自己的上述證詞簽字公證。只是，因為死無對證，公訴方無法對證人交叉取證，法官不允許這種「一面之詞」提交法庭。
又是一次無為的忙碌。
克洛斯·馮·普羅第一次到德肖維奇家，教授說：「歡迎光臨『德肖維奇律師樓』。」
「樓」是一棟兩層民居，被二十來個年輕人填得滿滿當當。教授一路指點過去，用只有當事人才懂的語言：「餐廳：胰島素；起居室：庫爾筆錄；書房：醫學論證。」教授推開書房的門，旋即關上，「他們正在睡覺。咱們上樓……黑皮匣子，庭審記錄……」
克洛斯是被德肖維奇教授請來參加「三堂會審」，下午兩點開始，地點就在一樓客廳。
一開始，誰也不說話，克洛斯便現拿自己編了個笑話兒：「對於一個什麼都不缺、要什麼有什麼的妻子，你應該送她點什麼？……答案是—— 一針胰島素。」氣氛頓時活躍。
戴維·范因第一個提問：「1979年12月27日，即桑妮第一次昏迷的當天，你為什麼遲遲不叫大夫？」
「桑妮討厭大夫，討厭醫院。她自己幾乎從不給醫生打電話，我替她打了，事後總是落下一大堆埋怨。她那次昏迷醒來後，你們猜她對我講的第一句話是什麼？『你幹嗎不讓我去死？！』1月2號，她是以絕食相威脅，強逼著院方同意她出院。所以我對瑪麗雅說：『和馮·普羅夫人這樣的女人結婚過日子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經常喝酒嗎？」
「很少，只在社交場合，或者……我們吵架的時候。此外，她平均每天抽三包煙，用她自己的話說，吃阿斯匹林片跟小孩子吃M&M巧克力豆兒似的。」
「對了，關於那次阿斯匹林中毒，我們請教了法醫，他們說，桑妮血中的阿斯匹林含量與自殺者相當。她為什麼要自殺？」
幾經催促，克洛斯才答：「她可能心情不好。」
「和你的外遇有關嗎？」
「其實早在1979年夏天，桑妮就已經知道了。」
「怎麼知道的，詳細講一講當時的情景。」這次是德肖維奇教授插話。
「我們去了一個舞會，桑妮跳得很高興。你們知道，這樣的機會不是常有的。等跳完了狐步，我們到園子里透透氣，我就說：『親愛的，關於我們之間的君子協定，我最近認識了一個不錯的女孩，叫阿麗珊·愛索爾……』『我倒情願你找一個*。』桑妮打斷我，『這個阿麗珊·什麼爾，她是*嗎？』一種……一種很惡劣、很陰毒的口吻。談話就此打住。從此，我再也不和她提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