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摩爾斯·戈立繼續道，桑妮名下的財產只是科洛弗家巨額財產的一小部分，7億美元中的絕大部分仍由桑妮的母親艾特肯夫人執掌著。老夫人已過八旬，老邁年高，據悉在她的遺囑中，每位孫子孫女將獲得3000萬美元。「富豪之家一般都會採取這種『隔代繼承』的方式，」銀行家解釋說，「主要是出於『遺產稅豁免』的考慮……相形之下，克洛斯的那點錢委實算不得什麼。」
公訴方最後一名證人安妮·蘿琳公主在她的證詞中著重談到，母親第二次昏迷後，克洛斯曾不顧他們姐弟的反對，多次主張放棄對桑妮的治療——
他說母親已不能自己呼吸，完全靠那些儀器和藥劑維持生命，他說這實際上是醫生們的建議……他不斷地給我們打電話，我和亞歷山大，每天兩三次，說「在英國，他們都是這樣做法」……他甚至嚇唬我們說，母親的器官已經開始失去功能，開始逐漸變質、腐壞，如果不趕緊結束這一切，醫生們就會將她的內臟一個一個摘除掉……我們還是不同意，他又說，母親也不過如此，不可能再恢複了，何苦拿著大把大把的錢白往醫院裡扔？他仔仔細細地計算過，母親住在醫院裡，每天的房間費是多少，醫藥費是多少，人工護理費又是多少。長此以往，我們便不可能維持現時的生活方式，甚至會被徹底拖垮……我和亞歷山大去問摩爾斯·戈立，他告訴我們沒這回事……後來母親從波士頓轉到了紐約的哥倫比亞基督醫院，司鐸克大夫在那兒工作，克洛斯特別不樂意，說教會醫院會讓母親無限期地活下去，因為他們的教義不允許對患者停止治療……最後，母親終於能夠自己呼吸了，克洛斯才住了口。
被告方的聽證從鎖匠馬歇爾·薩爾茲曼開始，他說1981年1月23日晚，他和亞歷山大，還有私人偵探埃德溫·朗勃特一起去克拉倫敦莊園，「他們看上去非常可疑，鬼鬼祟祟的樣子。」在莊園一樓的主卧室里，是他馬歇爾用鑰匙打開了克洛斯的衣櫥門不假，可他並沒有拿了錢當即走人，亞歷山大和埃德溫搜查時他也在場，那衣櫥里根本就沒有什麼黑皮匣子。「埃德溫從衣櫥里出來，說：『這裡面沒有。』」
紐波特醫院化驗員羅伯特·休金在證人席上說，1979年12月30日，馮·普羅夫人第一次昏迷住院後，他奉命前往夫人的病房抽血樣。「按照規定，我們必須首先問明患者的姓名年齡病症等，以與病歷上的記錄核對……我問：『你為什麼住院？』她答：『我企圖自殺。』我說：『真高興你現在沒事了。』」
被告方的聽證只用了六天，12名證人中的最後一位是紐波特醫院神經科主任喬恩·卡爾博士。
博士說，1979年底，同院的簡尼思·蓋利迪大夫找到他，說他的一位患者有一些「精神障礙」，想請卡爾博士過去瞧瞧。可是，時間的安排上遇到一點兒麻煩。馮·普羅夫人急於回家，而且她對醫院的醫生護士也是那種「張口要，閉口到」的脾氣，如同對待家裡的用人。卡爾博士的「心理諮詢」就排在了1980年1月2日，桑妮出院的當天上午。
「她已經換好了衣服，」卡爾博士告訴陪審團，「心思顯然已經不在那裡了……我說我不會耽誤她太多的時間。」卡爾博士照著病歷上的記錄念道——
我問她是否感覺幸福、快樂？從來沒有過。覺得無奈、無聊？經常。你對未來有什麼打算？但願比我的過去好。有無自殺傾向？沒有，可我經常希望我死了……你與家人們的關係如何？我和我丈夫已經五年不同房……有無酗酒的問題？好了，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