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德從克洛斯·馮·普羅的家世開始，講到他如何「逃離納粹佔領下的丹麥」，如何成為劍橋大學法學院最年輕的學生，畢業後又如何一路春風，直做到世界首富保羅·格笛的「總裁執行助理」，成為當時倫敦「最具魅力的高薪單身漢」。
桑妮確實富有，赫拉德說，她在第一次離婚時給了她的前夫亞爾斐·馮·奧斯勃格王子100萬美元現金以及歐洲的兩棟府宅。但克洛斯並非「淘金者」，正是他，在結婚前堅持要求桑妮做一份「婚前財產協議」，直到他們婚後三年，桑妮主動取消了這份協議，因為她看到克洛斯為了她和她的孩子們放棄了「格笛石油」的高薪工作，放棄了他在英國的富有生活。桑妮對朋友說過，克洛斯對馮·奧斯勃格姐弟「比他們的生身父親還周到」。
克洛斯跟著桑妮從英國到了美國，「他還想工作，可是桑妮不讓，為此，她甚至用克洛斯的名字給他存了一筆相當可觀的『零花錢』，僅月息就1萬美元……桑妮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她沒有任何特長，沒有任何興趣，沒有任何愛好，她周圍的朋友非常有限，因為她太有錢了，她和她的家人們，特別是她的母親，對任何向她表示友好的人都先存三分戒心。」桑妮每天的生活就是，上午11點起床，讓司機查爾斯·羅伯茲載著她到健身中心鍛煉，或去高爾夫球場打球，或去游泳，然後再載著她買東西，做頭髮，洗桑拿，3點半回家睡午覺，5點半起床以後通常不再換衣服，晚上的時光就和家人們一起消磨。「對於桑妮，最大的敵人就是時間！」
更糟糕的是，自從生了科西瑪，桑妮幾乎完全失卻了*，她告訴克洛斯她在這方面給予他充分的自由，「只是必須謹慎」。
桑妮的健康狀況，也不像公訴方說的那麼好。她白天無所事事，到了晚上就失眠。她罹患「低血糖症」，醫生多次告誡她不可喝酒吃甜食，可她兩樣都吃。她平均每天吞下20片阿斯匹林，那次的阿斯匹林中毒，還是「全靠克洛斯救了她」。她對安眠藥和鎮靜劑的依賴已經到了「不可或缺的程度」，在她1980年底第二次昏迷時，大夫查出她血中的巴比妥酸鹽水平高達1·郾06，在某些情形下已足以致命。
「我們還是從1979年的第一次昏迷開始吧。」據瑪麗雅·辛拉翰姆的說法，克洛斯和衣躺在桑妮身邊是在等著妻子斷氣，實際的情形是，桑妮要求在她每次入睡和醒來的時候，克洛斯都必須守著她。瑪麗雅說她第一次查看桑妮是在上午9點，但據克洛斯的回憶，應該是11點，當時瑪麗雅說：「夫人好像有些不對。」克洛斯答：「你並不是第一次看見她這樣，對不對，瑪麗雅？」到下午3點，簡尼思·蓋利迪大夫給克拉倫敦莊園回電話，指示克洛斯「讓馮·普羅夫人盡量多睡一會兒」。後來送進醫院，蓋利迪大夫疑為毒品所致，遂當即查驗，卻沒有在桑妮身上的各靜脈處發現注射後留下的針眼。
「沒有針眼，何來胰島素注射？！」赫拉德向法庭高聲提問。
等桑妮醒來，蓋利迪大夫曾與她長談，建議她接受心理治療，遭桑妮拒絕。
之後，克洛斯做了兩件事。一是到岳母家登門拜訪，懇請艾特肯夫人和他一起幫助桑妮戒酒，而艾特肯夫人的反應是「隨她去吧」。克洛斯又致信蓋利迪大夫，詳述他在桑妮犯病前後的所作所為，問大夫：「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我是不是耽誤了她的治療？」蓋利迪大夫回信說：「你救了馮·普羅夫人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