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王子非常紳士風度地聽取了德國女僕的「意見」。像馮·普羅這樣用人成群的鐘鳴鼎食之家，個把下人對某位主子有點兒微詞原本算不得什麼。瑪麗雅最後說，她知道以自己的身份，原不該介入主子夫妻之間的事。亞歷山大心想，我又何嘗不是呢？不管怎麼樣，克洛斯並非王子的生身父親，而且這麼多年來，他們姐弟倆對繼父從來就是直呼其名，所以還是少說為妙。
轉眼到了1980年2月下旬，據瑪麗雅·辛拉翰姆後來向法庭提供的證詞，某日，在紐約第五大道的公寓里，「我給夫人端去早餐，她很弱，竟然不能自己坐起來……我告訴先生，他說夫人頭天晚上吃的漢堡包太過於油膩，以至於如此，可是我不信……」又是瑪麗雅說桑妮病了，克洛斯說沒事兒。「第二天，我正清理一間衣櫥。那本是先生的衣櫥，不歸我管，但夫人時常將自己的東西隨手放在裡面……我看見一隻敞開的旅行包，先生每次從紐約到紐波特，或從紐波特到紐約，都用這隻包帶他的隨身物品……包里有一個小小的黑色皮匣子，類似男人們裝電動剃鬚刀的那種，我心裡好奇，就打開了……我知道這違背了我的職業道德，我無法解釋我為什麼會這樣做，但是，我就打開了……」
匣子里是幾隻小藥瓶，裝了各色藥片、粉末和漿糊狀液體。據瑪麗雅說，有些瓶上的患者姓名是克洛斯·馮·普羅，也有其他瑪麗雅從沒聽說過的名字。
等到周末，亞歷山大王子從普維頓斯回來，瑪麗雅迫不及待地給他看了匣子和藥瓶。亞歷山大仍是一副「君子遠庖廚」的少爺派頭，只表示「確實有點兒可疑，但是說實話，瑪麗雅，我真的不知道這些都是幹什麼用的，或者我應該拿它們幹什麼用……」
瑪麗雅只得去找安妮·蘿琳公主，公主從歐洲回來後就住在同一幢樓里的另一套公寓。克洛斯上班去了。安妮·蘿琳要瑪麗雅把黑皮匣子拿到她的房間，兩個女人抄下藥瓶上的標籤，又取出些許粉末和糨糊，悄悄送給了桑妮·馮·普羅在紐約的私人醫生理查德·司鐸克。根據兩年後呈交法庭的抄件，那天是3月4日，星期二。
幾天後，結果出來了。一種淺黃色糊狀物被鑒定為安定，白色粉末是藥名叫做「司可巴比妥」的鎮靜劑，因其具有強效麻醉作用，在世界一些地方，如中國台灣省，被列為三級毒品，當地走私集團俗稱其「紅中」。
不錯，司鐸克大夫告訴安妮·蘿琳，他曾經給桑妮開過這些葯，但問題是，他開出的安定和司可巴比妥都是藥片，市面上的這兩種葯也只有藥片。誰會費力勞神，不辭辛苦，將藥片磨成粉，又做成糊狀呢？或者，它們另有出處，譬如經過一些非法渠道？
至此，瑪麗雅的意圖已經很清楚了，她是在向公主和醫生證明，可能有誰在加害於桑妮。
後來到了法庭上，控辯雙方爭論的焦點之一就是，既然茲事體大，關乎桑妮·馮·普羅的性命，為什麼就沒有人告訴她本人？
瑪麗雅·辛拉翰姆說：「做下人的本就不該長舌頭。」
馮·奧斯勃格姐弟說：「母親知道了，準會將我們逐出家門。」
還是桑妮的閨中密友茹思·弗拉德一語中的：「桑妮有過一次失敗的婚姻，她不想再有第二次……無論她自己感受如何，處境如何，至少，她不希望，甚至是非常忌諱別人議論她與丈夫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