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0年總統選舉中敗給羅斯福、並希望在1944年再次參加競選的溫德爾·威爾基，於1943年出版了一本書，名為《一個世界》。此後，該書的內容大多已被人們所忘卻，唯獨書名還被記憶猶新。這本書用兩個詞歸納了現代的一個基本現實，即我們是第一次真正地生活在"一個世界"中。在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哪個部分可以遠隔塵世，不受其他地區的騷亂的影響了。
威爾基寫出《一個世界》以來的四十年中，世界上發生了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為巨大的變化。今天，如果對全球再作一次概括的話，可以稱之為"一個嶄新的世界"。
我們生活的這個新世界，是一個由新人組成的世界。現在，百分之七十的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生的。
這是一個新興國家的世界。1945年創建聯合國時，只有五十一個成員國。現在，它已擁有一百五十多個成員國。其中有二十六個成員國的人口比加利福尼亞的聖約瑟還少。
這是一個富於新思想的世界。戰後大部分時期內，存在著一種過分簡單化的趨勢，即把整個世界劃分為兩個部分：共產主義世界和自由世界。由於蘇聯人和中國人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裂，今天，共產主義世界已不再是一個堅實的集團了。自由世界也是如此。各種類型的政治、經濟和宗教信仰，正在全面爭奪新興國家的人心。
這是一個由於核武器的出現而改變了戰爭性質的世界。大國之間的全面戰爭作為推行國策的一種工具來說，實際上已經過時了。甚至連世界戰爭這個概念本身，以及伴之而來的、在這類戰爭中獲勝或失敗的想法，也都變得幾乎是無法想像了。
但是，隨著世界性戰爭危險的減少，小規模戰爭的危險卻在增加。一個大國已不再能夠滿有把握地對另一國提出警告說，如果它在外界進行侵略，必將同時冒遭受核報復的危險。
本書以顯著地位描述的那些領袖們，都是屬於一個特定的、史無前例的時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現代史上翻天覆地的重大事件之一。它釋放了必將持久地改變著世界的各種能量，迎來了核時代。它結束了西歐各國對地球上其他地區的統治，推動著老殖民帝國瓦解的進程，又把東歐置於蘇聯的嚴密控制之下，並使掠奪成性的俄國變成世界上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今天，我們不確切地把植根於西歐文化的各種思想和莫斯科製造的極權主義制度貼上了"西方"和"東方"的標籤。第二次世界大戰為這兩種價值規律之間的巨大鬥爭提供了舞台。
戰前，邱吉爾在反對派中孤掌難鳴，人們把他看作一位行為古怪的人，不予理會；戴高樂雖然也在爭取群眾，但同樣是徒勞無功的，無人響應。阿登納在他本國則是一個逃亡者。他們具有同樣的品質，這使他們後來都能完滿地為他們的國家服務。但是，這些品質在當時要麼得不到承認，要麼不為世人所需。對他們每個人來說，都是因為時機來到。
邱吉爾、戴高樂、阿登納這樣的領袖是罕見的。這不僅因為他們都是出類拔革的人物，而且因為把他們推到前方去的環境是罕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的形勢，不僅要求有非凡的領導人，而且也為他們提供了上演偉大劇目的舞台。
除了這些戰後的偉人之外，其他數以百計的領袖們也在塑造新世界方面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他們較少為人所知，人們對他們生平的研究也少。但在許多方面，他們是同樣重要的。在反對分殖民國家的?命者中，恩克魯瑪、蘇加?和尼赫魯都是傑出的榜樣。菲律賓的拉蒙·麥格塞塞要不是過早去世的話，可能會成為遠東最亮的一顆明星。戴維·本·古里安和戈爾達·梅厄都是先驅者，他們在古老的巴勒斯坦沙漠上建立起一個新的國家。中東其他四位領袖——伊朗國王和費薩爾這兩位國王、納賽爾和薩達特這兩位埃及人，也都是為了使他們的國家在不被舊勢力征服的情況下加入新世界而鬥爭的領袖人物。
還有一些領袖人物，如果處於別的環境下，他們可能早已揚名史冊。但由於他們是在平靜的時期擔負領導職責，或者領導著不太強大的國家，所以，他們的名字至今鮮為人知。例如：倘若李光耀與羅伯特·孟席斯都擔任英國首相、而不是分別擔任新加波和澳大利亞總理的話，他們將會與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齊名。縱觀他們的生平，實在使人浮想聯翩：如果尼赫魯對經濟現狀象李光耀那樣了解，印度戰後的歷史該是多麼不同！要是孟席斯也是英國戰後的一位首相，歐洲的歷史進程又將會多麼不同！
最後，還有一些本應為人們所牢記的領導人，他們雖然受命於多事之秋，卻因為默默無聞地進行著領導工作而被人們遺忘了。我們對那些浮誇的、盅惑人心的政客經常記憶猶新，對默默無聞的調解著或謹慎勤勉的建設者卻容易淡忘。
德·加斯佩里——拯救義大利的"好人"上面提到的最後一批領導人中，給人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位，也是我見到的第一位，就是義大利戰後的總理阿爾奇德·德·加斯佩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義大利極為貧困，比歐洲其他許多地方貧困得多。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宏偉的、富麗堂皇的宮殿雖然被保存下來了，但是人們更需要食品。一點麵條，一片麵包，在戰後的義大利都是寶貴的。
人們在絕望中經常會採用極端的手段。義大利的貧困狀態為斯大林提供了機會。莫斯科把錢財灌注到義大利共產黨的保險柜里，企圖以此手段加強該黨，使它成為攫取義大利的工具。莫斯科一度幾乎取得勝利。但是，阿爾奇德·德·加斯佩里這位瘦削的人卻擋住了莫斯科通往勝利的道路。
1947年，我見到了德·加斯佩里。當時，我作為赫脫委員會的一個成員訪問了義大利，考察重建西歐需要些什麼。那時離義大利戰後最重要的選舉還不到一年。由於義大利共產黨是蘇聯集團之外最大的、得到資助最多的黨，很多歐美評論家預言它將取得勝利。義大利的貴族們計畫一旦共產黨上台執政，他們就要逃離該國。不管從哪方面來說，這次選舉將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我們清楚這一點，德·加斯佩里清楚這一點，蘇聯人對此也是一清二楚的。
自1945年12月以來，德·加斯佩里一直擔任總理。他的精力、才智和決心，給我們委員會中的每一個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傑出的"、"富有洞察力的"、"老練的"這類經常加在偉人身上的形容詞，卻沒有一個是用來描繪德·加斯佩里的。他身上具有某種書生氣的味道。事實上，他就是一個書生。在法西斯統治時期，他的大部分時間要麼是作為一個政治犯在獄中度過的，要麼就是獲釋後在梵蒂岡圖書館裡當一名管理人員，在抄抄寫寫中度過的。他長得又高又瘦，前額很寬，一雙熱切的藍眼睛上，戴著圓形的眼鏡：嘴巴很寬，甚至在他的眼睛裡充滿生氣、告訴人們他根本不是不高興時，薄薄的嘴唇似乎也微微皺起、略帶憂鬱。直到1954年他七十三歲逝世時為止，他的頭髮一直很濃密，僅有一點灰自而已。
我在1947年的訪問中，見到了德·加斯佩里和吉賽普·蒂·維多里奧這兩位義大利主要領導人。他們之間的差別是驚人的。蒂·維多里奧是一位共產黨人，擔任義大利勞工聯合會總書記。他也是這個國家戰後最有影響的領袖之一。我在他的辦公室里拜訪了他。辦公室里，過分鋪張地裝飾著時興的傢具、豪華的紅色窗帘，以及厚厚的紅色地毯。當我來到他的辦公室時，他向我表示歡迎。他充滿活力，生氣勃勃，而且殷勤好客。他微微笑著，開著玩笑，而且笑得很輕鬆。開始時，他熱情外露；當話題轉到美國和蘇聯以後，他那親切和藹的態度頓時消失了，變得冷若冰霜，而且愛好爭辯。他上衣的翻領上，還別著一面小紅旗。無論就言談或態度而言，使人們毫不懷疑他是一位不折不扣地忠於俄國、徹頭徹尾地敵視美國的人。
相比之下，德·加斯佩里的辦公室雖然也是舒適的，但設備並不過分鋪張。在接見我們委員會的成員時，他是有禮貌的，但又是文靜的、含蓄的。正如蒂·維多里奧是一位典型的、性格外向的人一樣，德·加斯佩里是一位典型的、性格內向的人。我不能想像他會拍拍人家的後背，與別人隨便大聲攀談，或是說些帶有強烈幽默感的話。那天，他雙眼流露出近乎憂鬱的神情。在領袖人物中，這並不是一種不尋常的特徵。戴高樂和墨西哥戰後最偉大的總統阿道爾夫·羅斯·科爾蒂內斯就經常帶有這種神情。》羥的觀察家可能會打賭運動中，蒂·維多里奧將會擊敗德·加斯佩里，因為蒂·維多里奧在必要時可以表露出開朗的性格，這對富於同情心的義大利人是有感染力的，德·加斯佩里卻做不到這一點。但在幾分鐘之後，我們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們委員會中頑固的人和政治上贊成孤立主義的人，也都為他那種難以言喻的、大家一致公認的品質所打動。
德·加斯佩里流露出一種內在的力量。他越是平心靜氣地講話，號召力就越強。人們可以感覺到，他深深忠於他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