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令人望而生畏的外交部長維奇斯拉夫·莫洛托夫曾經警告一位美國談判看說："如果你認為我們很難對付，那麼，你等著對付周恩來吧！"但當我們和周恩來接觸後，發現他並不是莫洛托夫所說的那種毫不妥協的談判者。作為一位忠誠的共產黨人，他把我們看作意識形態的敵人：作為一個講究實際的中國人，他又懂得他需要我們。
我們的分歧很大。但是我們的共同利益更大。我們的任務是減少分歧，而不是擴大分歧。中國領導人想要擺脫由於中蘇關係破裂而使自己受到敵視和包圍的處境。我們也看得出來，中國政府急於結束這種"憤怒的孤立"狀態：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通過三角外交將有助於遏制蘇聯的機會。雖然中美復交是雙方共同的利益所在，但我們必須在聯合公報中闡明我們的關係，並解決許多技術性的問題。
在談判中，我感到要求周思來突然放棄由他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外交立場是不可能的。但我也懂得，他是一位把民族利益看得高於意識形態的現實主義者。因為他對基辛格說過："舵手必須順水行船。"
當我和周恩來討論美軍留在日本和太平洋地區這一問題時，我知道這是個尤為敏感的問題，並注意到中國人要求美軍撤出日本和廢除美日共同防務條約。於是我指出，即使我們的政策違背中國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則，但這實際上還是符合中國利益的。在談到蘇聯時，我又說："美國可以從日本水域撤出，但別的國家仍會在那裡漁利。"我繼續說：日本要麼應該尋求同克里姆林宮和解，要麼應該重新武裝自己。
我知道，周思來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大概會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作為一個理論家，他又不會明確表態。果然，他以一種特有的微妙姿態作出了反應：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轉變了話題，對我的看法不作任何評論。但是，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不清楚周恩來的沉默正是表示首肯。
除了共進午餐、晚宴和其它公開活動之外，在面對面的正式會談中，我與周思來會晤了十五個小時以上。他有四個特點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精力充沛；準備充分；談判中顯示出高超的技巧；在壓力下表現得泰然自若。
他的精力是驚人的。我注意到在一些時間較長的會談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談雙方的年輕人逐漸感到睏倦，翻譯也顯得語調不清了，但七十三歲的周思來卻始終反應敏捷，態度強硬和保持著高度的警覺。他從不離開正在討論的議題，從不延宕時間影響討論，也不要求休息。如果在下午的會議上雙方對聯合聲明的措詞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他也不會把問題留給他的助手，而是在當天休息的時間裡或晚上，親自與基辛格一起去完成它。第二天早晨，他看起來就好象剛從鄉間度過周末歸來似的，又以旺盛的精力去解決重大的問題了。巨大的權力和責任感，使他永葆青春。
他和我見過的其他領袖一樣，事先為會談作了充分準備，只是在碰到高度技術性的細節問題時，才回過頭問一下助手。
基辛格曾經對我說過，周恩來的談判技巧將會使我感到吃驚。他說對了。我們的會談既涉及象徵性的問題，也涉及實質性的問題。我會見毛澤東之後，和周思來坐下來進行第一輪會談。就在這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提出一個象徵性問題，十分巧妙地試探我的意圖，以便摸清我這次來中國是否放棄了自己過去強烈地堅持的觀點。
周思來說："下午，您對毛主席說，今天我們終於握起手來了。不過，約翰·杜勒斯可不想這樣做。"
"可是您說過，您不想和杜勒斯握手了。"我回答。
"未必，"周思來說，"我倒願意和他握手。
"那好，我們握手吧！"我說著，把手伸向桌子對面，再次和他握手。
周恩來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很感興趣。他繼續說："當時，杜勒斯的助手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先生想採取不同的做法，但又不敢打破杜勒斯的戒律。於是，他右手拿著咖啡懷。由於不能用左手握手，所以他只用左手搖搖我的胳臂。"聽到這裡，在場的人都笑了。周恩來接著又說："但是，當時我們也不責怪你們，因為當時世界上流行的看法是：社會主義國家鐵板一塊，西方國家也是鐵板一塊。現在我們明白了，情況並非如此。"
我對周恩來的說法表示同意，說："我們已經衝破了舊的框框。我們根據每個國家的所作所為來看待這個國家，而不是把它與它所屬的國際集團混為一談，由於它們持有同樣的哲學觀點而把它們說成漆黑一團。我應該坦率地告訴總理閣下，我當時在艾森豪威爾政府里任職。觀點和杜勒斯先生相似。但是，從那以後，世界已經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也必須改變。"
周思來是強硬和不肯讓步的，但在弭合中美兩國的分歧方面，他又是靈活的。在公報中有關台灣問題的那一段，中美之間的觀點相去甚遠。我們不願拋棄台灣，也不能拋棄台灣：周思來則不願意也不可能放棄對台灣的毫不含糊的主權要求。
他想利用中美聯合公報來肯定中國的這一要求。中美公報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這主要應歸功於基辛格和周恩來。雙方終於達成一項折衷的協議，即雙方都用心平氣和的詞句在公報中闡述各自的立常總是著眼於首要問題的周恩來懂得，中國與美國的新關係與台灣問題相比，顯然重要得多了。
在我們所有的會談中，周恩來總是鎮定自若，與章曉夫的滑稽可笑和勃列日涅夫的矯揉造作恰成鮮明的對比。他從來不提高講話的調門，不敲桌子，也不以中止談判相威脅來迫使對方讓步。1976年我重訪中國時，特意向周恩來夫人談到她的丈夫給我最突出的印象：他總是那樣堅定不移而又彬彬有禮，他在"手裡有牌"的時候，說話的聲音反而更加柔和了。
周的沉著冷靜，我認為主要歸功於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經歷，但也反映出他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周恩來從來沒覺得有必要象蘇聯領導人明顯地表現出來的那樣，在他的助手面前顯示一下自己的大丈夫氣概。
周思來的談話不象毛澤東的談話那樣豐富多彩，但他在談到某些問題時，有時也有相當生動的想像力。當我們坐車從機場前往北京市內的賓館時，他言簡意賅地說："您從大洋波岸伸出手來，和我握手。我們已經二十五年沒有聯繫了。"
周恩來擅長寫詩，有時用詩來表達他的感觸。在談到1972年美國總統競選時，他希望我能獲勝，並提起毛澤東寫的一首題為《詠梅》的詞，說："在這首詞中，毛主席的意思是說，那些開拓事業的人，不一定都是收穫成果的人。百花盛開之時，也是他們行將凋落的日子。"周思來繼續說，"這一次您開了頭，但您可能看不到它的最後勝利。不過，我們將歡迎您再次來訪問。"
我們在北京的賓館裡舉行最後一次長時間的會談時，周恩來再次引證詩詞來說明他的觀點。他說："在您樓上的餐廳里有一幅毛主席手書的《題廬山仙人洞照》，最後一句是：無限風光在險峰。您是冒著一定風險來中國的。然而正如詩中所述，在危岩之上，正有著無限優美的風光。"周恩來和毛澤東的詩才，在偉大的領袖們中也是不常見的。最成功的政治，則比優美的散文更富有詩意。
在中國內戰期間，周恩來與國民黨人和美國調停者之間的談判，為共產黨取得勝利準備了必不可少的條件。他的拖延戰術為紅軍力量的壯大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他裝出願意進行妥協的姿態，使蔣介石的美國擔保人處於被動的地位。
一位在台灣的國民黨官員甚至對我這樣說："在內戰時期，只要有周思來一個人在我們這一邊，那今天在台灣流亡的可能就是毛澤東了；安居於北京的則可能是我們。"這個官員的話語是否誇大姑且不論，但他有一點卻說得很對：過去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估價過高了。毛澤東不可能單槍匹馬地征服中國，統治中國。假如沒有周恩來，他是否能取得這樣的成功，那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應該記住之點是：並不是由於有毛澤東一個人，而是由於有他和周恩來二人的合作，才使他們贏得了中國。
農民出身的毛澤東反抗地主和軍閥；周恩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則反對不平等和外國侵略。他們兩人各自代表著在共產主義革命中聯合起來的、中國社會的兩種主要力量。
儘管毛、周二人的合作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大事，可是這一合作開頭時並不順利。周恩來於1931年到江西毛澤東的根據地時，是一位在城市暴動中失敗的人。他迅速接管了軍事指揮權。許多年後，毛澤東回憶說，這段時期里他"在黨內沒有發言權。"當國民黨軍隊把紅軍趕出江西根據地、紅軍開始長征之後，毛與周合作，一起制定了遷回的行軍路線和紅軍的戰略戰術。在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周恩來在政治上支持毛澤東，並，幫助毛澤東升遷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他們的這種合作關係終於定型了，在此後的四十二年中，廣為世人所知。
他們當權之後，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