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宿命論的歷史學家們給一位能幹的領導人下了這麼一個定義，那就是，他能夠設法使自己的政策與不可能改變的歷史潮流統一起來。簡而言之，他們相信歷史創造偉人，而不是偉人創造歷史。根據這一理論，西德漸漸地接近西歐。並且，由於這股強大的冷戰潮流和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對抗使西德逐漸遠離共產主義東方。阿登納只是一名作些細微調整的舵手。
從事抽象概念研究的理論家們珍惜這種學說。然而，從事具體工作的政治家們對此並不感興趣，他們通過實踐知道，一個領導人的決定對改變事件的進程能起多麼大的作用。事實上，在戰後早期的這些多事的歲月里，法國和德國重新和好的前景一歐洲聯合的關鍵，似乎常常是渺茫的。不到一個世紀，法國和德國發生了三次血腥的相互殘殺。彼此間的仇恨和不信任似乎太深以致於無法消除。只是由於阿登納的堅持不懈的努力，使諸如舒曼和戴高樂這樣的主要領導人產生信心，並因蘇聯威脅構成的新的緊迫感，使和解終於得到實現。
五十年代，法國議會幾次否決建立歐洲軍的主張，如果換一位德國領導人的話，可能會使法德關係倒退至又一代人的敵對狀態。然而，阿登納默默地忍受了挫折。他曾經說："我認為，在受挫折的武庫中最強大的武器是忍耐，我卻具有很大的耐心。我可以等待。"
在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歐洲搖擺在結盟和孤立主義的邊緣上。在這樣的時刻，當事件可以向這個方向也可以輕易地向另一個方向發展時，一個偉大的領導人就是決定性的因素。具有建立一個以中世紀初的歐洲的藍圖的現代歐洲的理想的阿登納準備成為這樣的一位領導人，並完美地完成自己的任務。
在他1953年訪問華盛頓後到1961年前，他曾先後訪美達六次之多。他之所以如此頻繁地出訪的一個原因是他與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的會談異乎尋常地富有成果。他發覺美國政府比英法更堅決地接受他的西歐防務的想法。1954年，法國反對建立歐洲軍後，阿登納告訴杜勒斯，他發現"最好的歐洲人"是在美國。
他與杜勒斯的關係十分親密，因為兩人有許多共同之處。
他們虔誠地信仰宗教，都有從事法律的背景，都忠實於他們的家庭。更重要的是，兩人都是有獻身精神的國際主義者，從容地致力於為反對專制主義的蔓延而鬥爭。正如阿登納的傳記作者特倫斯·普里蒂寫道，"把他們聯結起來的最強大的紐帶也許是他們對上帝的虔誠和對共產主義的仇恨。"
阿登納從未承認過東德共產黨政府的合法性，在他一生中，他一直把它稱之為"蘇聯區"。他不相信蘇聯人關於他們想要一個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獨立的、統一的、中立的德國政府的說法。首先，阿登納知道蘇聯人從不允許東德進行自由選舉。其次，他相信在戰後的歐洲沒有一個國家選擇中立會保持長期的獨立。他說："一個人不可能坐在兩把椅子之間。"
在國內，阿登納受到了對手們的嚴厲批評，他們堅持認為他應該更積極地響應蘇聯人就統一問題偶然提出的倡議。在杜勒斯身上，他找到了增強他自己堅定信念的力量。正如他在回憶錄里寫的，"杜勒斯和我在一個關鍵性的信條上是一致的：決沒有不報以讓步的讓步。我們被指責為頑固的和一成不變的，並且整個世界都在要求我們應該更靈活些。"
《紐約時報》赫赫有名的記者蘇茲貝格有一天在波恩請阿登納說一說誰是他迄今見到過的最偉大的人物。阿登納走到他的書桌前，拿起一張鑲有鏡框的杜勒斯在1959年最後一次訪問德國時的照片。這是阿登納與他這位朋友活著時的最後一次見面。
這位總理把照片遞給了蘇茲貝格，並說："就是他"。當蘇茲貝格問他為什麼挑選杜勒斯時，阿登納國答道，"他思想明確。他事先深思熟慮，對未來有遠見，他說話算數：他信守諾言。"
有些批評家認為，杜勒斯和阿登納之間的關係是那樣密切，以至於使他們兩人對蘇聯的那種毫無道理的僵硬態度有增無減，並認為杜勒斯與這位德國領導人的私交足以使美國國務院為阿登納的外交政策服務。更確切地說，他們之間難得的友誼產生於與他們關係重大的問題上的完全一致，尤其是他們兩國對抗蘇聯這一最好的立常1959年2月社勒斯知道他已患無法治癒的癌症。他最早告訴的人中就有阿登納。杜勒斯死於五月，八十三歲的阿登納飛到華盛頓，參加了葬禮。
1959年杜勒斯的葬禮使世界上許多有聲望的人物雲集於華盛頓。出席人數創了紀錄。有些人恨他；有些人怕他；但是大家都欽佩他。阿登納則是少數幾個熱愛他的人中之一。
如同英國人缺乏幽默感，日本人看不清楚這種無稽之談一樣，關於德國人是天生地禁欲主義的和缺乏感情的說法也是純屬虛構。我的體會是，不論外表如何，大部分德國人都是富有感情的。阿登納當然屬於這種類型。當他向我講到對杜勒斯的愛慕和敬仰時，眼中流著淚水。他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勝任他的角色。"
恰如許多人發覺阿登納是冷冰冰的和缺乏感情的一樣，還有許多人，在看到他的坦率，思想和行動綱領幾乎是一個有機統一體時，認為他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奧地利的有能力的、通常具有洞察力的首相布倫諾·克賴斯基，有一次說話過火時曾稱阿登納是一個無教養的人，幾乎說不出個什麼名堂來。
確實，阿登納的講話不象麥克阿瑟那樣對文學和哲學引經據典，那樣富有刺激性，也不象戴高樂和邱吉爾那樣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他告訴我他寫回憶錄實際上是出於對歷史的責任感才承受下來的包袱。
然而他是有教養的，見識廣博的人。與克賴斯基的印象相反，他經常讀書，特別是閱讀歷史著作；我是從與他的一次交談中知道此事的。當他度假時，他總是隨身帶著大量的古典音樂唱片，其中他最喜愛的是舒伯特、海頓、貝多芬、維瓦爾迪和莫扎特的作品。他又以一名有才華的業餘園藝家著稱。但是幾乎沒有人知道他還是一位荷蘭名家作品的鑒賞權威。華盛頓國立美術館的負責人曾經以羨慕的口吻說，如果他必須尋找一名替換者的話，這個人就是阿登納。
在杜勒斯葬禮後的早晨，阿登納和我在國會山我的辦公室見面了。那天晚上尼克松夫人和我在華盛頓我們的家中為他舉行了晚宴。在我們的談話中阿登納從未說過英語，但是我可以說他懂得不少英語。象戴高樂一樣，有時當他覺得譯員沒有把他講話中的細微差別恰當地表達出來時，他會糾正翻譯。
晚宴上我們的談話轉到了嚴峻的競選運動和國外旅行。他突然問我："你睡得好嗎？"我對他說，當我腦子裡考慮許多事時很難入眠。阿登納說：從年輕時起他就一直睡得不好。我問他有什麼辦法。他回答說："我吃安眠藥，一直吃了三十年了。"
我問他當安眠藥不起作用時怎麼辦。他笑了笑說："我去找大夫開另一種安眠藥。"
他的授權的傳記作家說，阿登納的失眠是在他1933年躲避納粹時開始的。在他任總理時，早晨六時起床，早在家人們尚未起床前，獨自一人坐在乎台上或在花園裡，聆聽鳥鳴和觀望初升的太陽映在艾菲爾山頂上的光芒。他說，這樣就彌補了失眠的夜晚。
阿登納有時早晨帶著一支鉛筆和紙去浴室，因為在他刮鬍子時，經常有好主意。早餐後，讀晨報，和家人談一會兒話，九點五十分他離開家門，邁著輕快的步子走下一共五十三級的石台階，穿過他的丁香和木蘭花灌木叢，高高興興地向那些記者、警衛和園丁們打招呼，他們中間有些人可能在等候他，然後上他的轎車。阿登納象皮厄斯七世教皇那樣，喜歡開快車。
他常常在十分鐘內到達他在波恩的辦公室。他的鄰居們可以根據他準確的早晨的常規活動未校對他們的時鐘。
阿登納象戴高樂和吉田一樣，是一位格外忠實於家庭的人。他的生活兩次遭到極其不幸的打擊。他的第一個妻子埃瑪久病之後於1916年死於科攏在她死前的幾個月里，阿登納中午和晚上坐在她的床邊，陪她說話和給她念書直到她入睡為止。在1910年他四十三歲時，他和一個二十五歲的名叫古西·青塞爾的女人，約翰·麥克洛伊妻子的表妹結了婚。1944年，當阿登納躲避納粹時，他們逮捕了古西，把她關在裝滿了妓女的牢房，然後殘暴地審問她丈夫的下落。只是在當局威脅說要把她的十幾歲的女兒利貝特也關進牢房時，她才軟了下來。
古西於1948年死於白血病，一再喪失親人的阿登納就再也沒有結婚。他撫養他的七個孩子如同他自己小時候家裡對他一樣：家教甚嚴而又十分鐘愛。他的一個兒子說："父親在家裡把民主擱置一邊。他用強硬的手腕治理我們的家庭。如果一株玫瑰樹必須移栽的話，只有他才能決定在什麼時候和移栽到什麼地方。如果我的姐姐想要烤蛋糕時，也必須經他同意。你知道，在德國這種做法並不奇怪，就是這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