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是一位與明治維新密切相關的上佐人的第五個兒子。
日本被佔領期間，長子繼承權被廢除了。在此之前，長子以下的兒子們經常被別的家庭收養。吉田的養父是一位叫吉田謙三的人。他是吉田生父一家的朋友，在吉田茂七歲時便去世了，留下了殷實的家產。
1906年，吉田從大學畢業後，成了一名職業外交官。或許是由於他的鄉土背景，起初他被滴往中國供職，那裡是外交官們升遷的一條慢行道。他只好把大部分時間消磨在從家裡繼承過來的高標準的生活上。但是，吉田的婚姻是精明的。他的妻子雪子是牧野伯爵之女。這位伯爵是天皇信任的一位顧問。
牧野作為日本代表團的一員，出席了1919年的巴黎和會。他讓四十歲的吉田同他一起參加活動，這大大地提高了這位年輕外交官的地位。
日本人懷著對威爾遜的門戶開放政策充滿樂觀的態度去凡爾賽。根據威爾遜精神，牧野建議在條約中加進明確規定所有民族享有平等權利的條款。但是，對日本和它日益增長的海軍勢力深感疑慮的英國在美國的支持下，否決了這一條款。吉田發現，明治維新的理想主義和門戶開放政策，都敵不過戰後國際關係中的嚴酷現實。他悲傷失望地回國了。
我最後一次見到吉田，是在1964年。當時，他邀請我到他在大磯的莊園吃晚飯。時已八十六歲的這位退休首相長時間地回憶了他在凡爾賽的經歷。他說，他經常揣度，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列強能夠更多地接受日本的觀點，那麼，歷史的進程就會不一樣了。我發現，吉田從未因有這些經歷而使自己對英國和美國耿耿於懷，這給予我的印象尤為深刻。這是一個標誌，說明吉田在年青之時，就已具有偉大的個性和強烈的信念。
然而，巴黎和會對他還是發生了影響。國際上對日本的敵意增加了。美國1924年的禁止一切日本移民入境的排外法案就是一例。他和許多其他日本人一樣，對保證日本產品在亞洲有暢銷的市場和為日本工廠提供足夠的原材料等問題，日益感到關切了。1925年到1926年，他在擔任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時，為他的國家在三十年代征服滿洲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然而，吉田也絕不是一位在政治上追求時髦的人。就在日本屈服於軍國主義之時，他開始和軍國主義分道揚鑣了。1932年和1933年，他在日本駐外大使們的一次旅行中，遇到了也在凡爾賽呆過的愛德華·豪斯上校——大戰期間，他是威爾遜的親密助手和顧問。豪斯向吉田提出了一個忠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也給德國人提出過同樣的忠告——豪斯說：在解決對外糾紛中，如果日本採用暴力手段而不是和平方式的話，明治時代以後苦心經營起來的一切必將化為灰燼。
受到明治以後親西方傳統的儒染的吉田，此時已成為一位國際主義的積極倡導者。他回到日本後，把豪斯的口信傳達給那些願意聽的人。這些做法使那些"穿制服的政客們"對他的嫌惡增加了。
1936年，一群叛變的軍官在東京發動了一場預謀的政變——政變中，牧野伯爵險些遇難——軍國主義分子控制了日本。不久，新首相提名吉田擔任外相，希望築起一道反對軍國主義者的防線。但這個提案被軍方否決了，吉田被任命為駐英國大使。
他的這一任命是幸運的，原因有兩個：首先，這使吉田離開了日本。當時，日本由於"秘密偵探"的滋擾，軍方的對手們處於危險之中，備受磨難、監禁，有的甚至被暗殺：其次，三年的時間裡，他對英國政治的進一步了解，使他溫和的親西方的政治哲學牢固地樹立起來了。如果明治維新派們的夢想後來得以實現的話，那麼，日本在許多方面就可以變成英國式的了：日本可以成為一個具有君主立憲政體、議會制和堅強有力的文官政府的、強大而卓有影響的島國。京時，這所軍事監獄遭到了直接破壞。於是，他被轉移到郊區的牢房裡。（他後來寫道："我想，我要是被活活地燒死了，那將是多麼不幸。"此後不久，他就獲釋了，回到了位於東京南面四十英里的大磯的莊園，在那裡休養。他錯誤地認為，他將會作為一位小有名氣的退休外交官在那裡度過他的餘生。
在日本被佔領期間的一天凌晨，吉田驅車在大磯和東京之間一條被廢棄的公路上行駛。"兩個美國大兵突然出現在面前，向我的司機打手勢，要他停車。"他後來寫道，"我猜想他們是要攔路搶劫。但是，他們原來是想返口東京而迷了路的士兵。"吉田於是讓他們搭上車。"我們沒走多遠，他們遞過來了巧克力，然後嚼著口香糖，最後又遞給我雪茄。"
這是吉田特別喜歡的故事之一。"我記得我曾經這樣想過，"他寫道，"他們當時的這種做法，就他們而言，是很自然的。普通美國人這種內在的優良本性，使日本被佔領期間完全沒有發生衝突。"我在1953年遇見一群自由主義的日本知識分子，他們似乎也同意這種看法。他們告訴我，日本雖然存在相當程度的反美情緒，但這並不是由於美國軍隊的行為引起的。
美國的友好，肯定是對日的佔領獲得成功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日本人用淡泊的態度接受了被打敗的現實，並坦蕩地接受了伴隨失敗而來的變化。麥克阿瑟立刻意識到，日本人民這些素質，將使日本在進入被佔領狀態後，能夠有一個成功和令人鼓舞的開端。
1945年8月30日，麥克阿瑟飛抵橫濱，在那裡設立了臨時司令部。附近有一些拒絕投降的神風飛行隊員和25萬武裝的日本士兵。雖然世界大戰在兩星期前結束了，雙方仍以高度不信任的態度互相注視著。
許多日本人預料，獲勝的美國人佔領他們的國家後，會象他們自己從前所乾的一樣：奸淫擄掠。反過來，許多美國人則擔心天皇會帶著他的殘餘部隊逃進山裡，進行曠日持久的游擊戰。沒有一個人會相信在菲律賓進行過"死亡進軍"和在硫球島及其他太平洋島嶼上敢於奮戰到最後一個人的這支軍隊會很快投降。
除了麥克阿瑟自己之外，別無他人。他還不顧助手們的勸告，堅持獨自在完全沒有攜帶武器的情況下在橫濱著陸。他甚至不許他的助手們帶隨身武器。他確信，顯示出絕對無所畏懼，比炫耀武力更能使不順從的日本人馴服。這是一場特殊的賭博。但麥克阿瑟做對了，他在橫濱安全著陸。邱吉爾把它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成中最勇敢的一次單獨行動。
正是用了如上所述的這種方法，麥克阿瑟實際上也已成了菲律賓人民崇拜的半人半神式的人物，並與日本人民建立了類似的關係——基於絕對相互信任的關係。他總是用這種令人鼓舞的信念來鞏固這種關係。當時許多人——英國人、俄國人，甚至華盛頓的一些人還堅持要把裕仁作為戰犯處理。這位天皇也破例地到美國使館去，向麥克阿瑟表示，日本發動戰爭的責任應該由他一個人承擔。
但是，這位將軍看到了日本民族對天皇的敬畏。即使在投降後，他仍然是把日本人民團結起來的精神支柱。裕仁在1945年8月發表廣播講話，要求他的人民"忍受不能忍受的東西"和投降，這是麥克阿瑟能夠在橫濱安全著陸的一個原因。麥克阿瑟很快又喜歡上了讀書，對當時門庭冷落的這位高貴的君主也不擺架子。最後，這位司令宮決定保持天皇的地位，在整個佔領期間，與他和睦相處。按照麥克阿瑟1947年頒布的憲法，裕仁成為憲法上的君主。憲法對他的禮節性的作用有許多具體的限制。當時，麥克阿瑟還收到許多反對這一決定的勸告。他能作出這一決定，除了他的洞察力之外，還出自於他對他所管轄的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和人民的深切了解。
後來，麥克阿瑟並沒有完全廢除天皇從前的那種絕對權威和把它轉為己有。他把他的常駐日本司令部設在皇宮護城河的對岸。他在五年的統治中，就象裕仁以前一樣深居簡出和神秘。每天，人們只能在他的辦公室、他在美國使館內的家或在往返這兩處的途中見到他。1945年到1951年間，他只離開東京兩次，到日本以外的地方去。
在此期間，裕仁則到工廠和農場巡視，有時在棒球場上出現，還到他的人民中間去，這在從前是沒有的。雖然權力已經從他那裡轉到了麥克阿瑟手中，-1952年，又轉到了人民手裡-但仍然給人以一種感覺：麥克阿瑟將軍就象以前的幕府將軍或明治維新派一樣，依然是奉天皇的旨意來治理國家的。
一位日本人在談到麥克阿瑟時說，"天皇再也找不到一位比他更好一點的人了。"
雖然吉田是一位議會民主的擁護者，但是，他赤誠地效忠於天皇。他認為，麥克阿瑟對天皇的上述做法，是對日本的佔領獲得成功的原因，它比別的因素更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吉田對麥克阿瑟十分愛戴的原因。
1946年，當六十六歲的吉田成為日本戰後的第三位首相時，他感到相當出乎意料和勉強。由於麥克阿瑟清除了與軍國主義有聯繫的人，保守的自由黨實際上找不出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