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競選加利福尼亞州長失敗之後，我和我的全家去歐洲旅行並且在巴黎停留了幾天。使我極為驚訝的，並且使波倫大使更為吃驚的是，戴高樂邀請尼克松夫人和我在愛麗舍宮共進午餐，並且也邀請了波倫。
在我兩次競選失敗後，我和任何一位美國政治家都不相信我還有政治前程。因此，戴高樂的邀請似乎是一種出於客氣和慷慨的姿態。在他的非正式的午餐祝酒詞中，戴高樂說，三年前當他第一次見到我時，他本能地感到在美國的領導方面我會起到一個較為重要的作用。他說，他仍保持這一觀點，他看到我將在未來的"最高級職位"中擔任角色。
這是一個很客氣但也是很真摯的嘉勉。在我擔任總統的任期內和在聖·克利門蒂的全部歲月里，那些來訪的認識戴高樂的法國官員們，都從來也沒有忘記對我說，甚至在美國報刊還沒有暗示過的時候，他就預言我會當選總統。
在我在野期間，我每次去巴黎旅行，戴高樂都要會見我，除非他不在巴黎，儘管他通常只會見那些執政的人物。我的意思不是說這些會見表明戴高樂特別欣賞我，然而，我個人認為，我們的尊重是相互的，並且是多年來逐漸增長的。他是一個美國政治和全球事務敏銳的觀察家，我想他可能審視了美國的政治舞台，但是沒有看到多少領導人對世界政治有很多的理解。他也可能認為時代需要了解世界政治的領導人，所以我可能找到機會重新掌權。因此，我們的會見對他來說是一個機會，與他最重要的盟國的一位未來可能當領袖的人培植友誼，並使這位領袖理解他的觀點。
而且，我認為他把感情轉移於我是因為他把我看作是另一個懂得"在野"是什麼滋味的人。
戴高樂失敗的逆境有助於他陶冶一種吸引他的狂熱追隨者的性格。但是戴高樂寫道，一個有性格的人還需要有威嚴才能成為有效率的領導人。"他必須目標崇高，有見解，作事有氣魄，從而能在那些平庸的一般人中建立權威。"如果他滿足於平凡的事物，他將被認為是一個好的奴僕，但"決不是一個能夠肩負起人類信念和理想的主人。"
戴高樂的事業是法蘭西。沒有什麼比法國榮耀的象徵更能鼓舞他，也沒有什麼比法國的弱小和失敗更能使他憂傷。
"在我的一生中，我對法國都有一定的想法。"戴高樂在他的戰時回憶錄的一開始這樣寫道。在隨後的激動人心的段落里，他闡述了一個極有吸引力的觀點，他談的不是法蘭西的民族國家，而是法蘭西的民族靈魂。他認為，從感情方面來說，他傾向於把法國想像成命運註定要麼取得巨大成功，要麼罹難深重的國家。"如果國領導人的政治上的不妥協所激怒。有那麼一次，邱吉爾的話超越了羅斯福對戴高樂的嘲笑，他說："是的，戴高樂確實把他自己看成是聖女貞德，但是我的該死的主教們就是不讓我把他燒死。"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爾真誠地把戴高樂看成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領袖而欽佩不已。他痛惜許多美國外交官員對戴高樂持否定的偏見：歡迎他在1958年重新執政。他對我強調，儘管戴高樂可能難以相處，要是沒有他領導的話，法國就不可能成為一個自由的國家而倖存下來。數年後，在1969年我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之前，我到沃爾特·里德醫院去看望艾森豪威爾。他七十八歲了，因病卧床，大約只能活幾個星期了。但是他的思想仍很敏捷，記憶力也很強。他思索著說："在戰爭中，我們對待戴高樂缺乏敏感。"
艾森豪威爾作為總統對戴高樂懷有極大的敬意。他給予戴高樂以通常的禮節，戴高樂則以友誼作酬答，六十年代，法美關係令人吃驚地惡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美國政策制定者們未意識到這個簡單的真理：尊重人的敏感性和禮貌，對於國與國之間的良好關係來說，只是很小的代價。
戴高樂最擔心的是法國會遭到那些曾經創造過歷史，而現在只能紀念歷史的國家所遭受的命運。1969年，我對巴黎進行國事訪問，在抵達時的講話中，我回憶了本傑明·富蘭克林所說的話：每一個人都是兩國的公民，他是自己國家的公民，又是法國的公民。假如一個人停下來思考一下法國已經在藝術、文學、哲學、科學和政治上對現代文明作出的貢獻，那麼這句箴言聽起來是對的。戴高樂為確保這句箴趣。然而，他為支撐民族自尊心所作的一切努力，大體上是成功的。他堅持法國發展自己的原子武器和核力量。六十年代，美國歷屆政府在採取外交行動前，忽視了與戴高樂磋商，戴高樂就把法國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體化指揮機構中撤了出來。
1967年我與戴高樂討論時，他對法國的全球性作用的迷戀表現在他的談話方式和對重大外交政策問題所持的立場這樣兩個方面。我們是在愛麗舍宮他的辦公室中會見的，只有他的譯員在常雖然戴高樂從來不講英語，但是我可以看出他很懂英語。我在大學學過法文，可以注意到當我們的譯員偶然未領會戴高樂講話的細微未節時，戴高樂常常用非常準確的語言重新表達他的思想，強調那被譯錯了的意思。由於他喜歡無比精確的語言，因此他可能不願說不地道的英語。但是我也意識到他只用法語是因為他認為法語應該恢複它從前作為國際外交語言的地位。他也承認在談話中他用法語有策略上的好處。在等譯員翻譯我的談話和提問時，他可以有加倍的時間來思考和回答。他顯然是這樣想的，因為他聽我講話和聽翻譯時一樣仔細。
1967年阿以戰爭爆發後不久我們會見了。戴高樂要求召開一次最高級會議討論中東和其他發生糾紛地區的問題。在我們會見時他對我說，他認為由於中東事態的發展，俄國很為難，可能容易接受一個對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入都是公正的解決辦法。
我問他，蘇聯支持納賽爾在中東到處侵略的政策，難道能不對他們尋求公正解決的誠意感到懷疑嗎？他承認蘇聯有一個幫助"社會主義"國家諸如埃及的政策，他們經常試圖利用中東緊張局勢在阿拉伯世界獲得影響和起一種槓桿作用。但是，他強調說，蘇聯沒有完全拒絕他建議的最高級會議。趣。然而，他為支撐民族自尊心所作的一切努力，大體上是成功的。他堅持法國發
最後結果是，俄國人對與西方領導人會談毫無興趣。我認為，戴高樂極度渴望使法國在國際上起較大作用的思想引起了這次在判斷上少有的失誤。正如義大利總統薩拉加特曾經對我說過的那樣："戴高樂是一位誠實的好人，但是他象一個照鏡子的女人，又想照鏡子，又怕看照出來的模樣。"
戴高樂忍受不了這樣的事實，法國儘管具有作為世界上一個大國的偉大歷史，但經濟和軍事力量只相當於美國的一小部分。他不願意美國和蘇聯在決定所有關鍵性外交政策時不和法國磋商或不讓法國捲入。他也認為，法國人長期的外交經驗使他們有能力以各種辦法在改善東西方關係方面作出貢獻，沒有經驗的和魯莽的美國人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
儘管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他對眼前情況的判斷是錯誤的，但他對中東前途的分析是有預見性的。他認為，以色列在交回它佔領的領土中會堅持非常強硬的條件作交換的。他在談到以色列人是一群走極端的人民時說："看看聖經中記載的他們的歷史"就知道了、他指出，阿拉伯人也是同樣的愛走極端的人民。他說："雙方都總是想得到比他們應得的更多的東西。"
他說，美國和其他國家應該聯合在一起，在和解的基礎上而不是在報復的基礎上爭取和平。他認為，這樣的和平符合以色列的長遠利益。"迄今為止，以色列已經贏得了與阿拉伯進行的每一場戰爭，而且也將獲得下一場戰爭的勝利。"他說，"但是到頭來，他們無法在憎恨的海洋中生存下去。"
不象當時許多西方領導人那樣，戴高樂把中東危機歸咎於雙方。結果有些人不公正地給他貼上了"反猶太人"的標籤。
經常批評戴高樂的波倫不同意這個做法，他對我說："問題是他（指戴高樂）覺得猶太人總的來說是國際主義者，而他主要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民族主義者。"
在結束這次談話時，我說，在與蘇聯打交道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之間要更多地磋商。在重大問題上美國不應單純依賴於與蘇聯的雙邊關係。他帶著一絲微笑口答說："我記住了。"他確實記住了。
當我成了總統時，我和戴高樂彌合了法國和美國之間的不和。不象我的某些前任，我沒有藐視戴高樂的建議和忠告，而是歡迎它。因為我知道，從他對於世界事務的經驗和智慧中，我可以受益非淺。我相信僅僅這種態度上的改變，在改進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戴高樂關於領導藝術的教導既非常簡單而又一針見血。在他的《劍刃》一書中概括地闡述了它的要點。如果一個領導人有神秘性、性格和莊嚴，他就可以獲得名望。如果他把名望和魅力結合在一起，他就可以獲得權威。如果在權威外還有先見之明的話，就可以象戴高樂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