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的奧秘
1970年11月12日，雲集在巴黎的世界各國領導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甚至超過了該市是一個橫跨全球的帝國中心的時候。三天前，距離八十壽辰不到兩個星期，夏爾·安德烈·約瑟夫·馬里·戴高樂突然去世了。現在，前來弔唁戴高樂的六十三位現任的和前國家元首及政府領導人默默地走過二百六十英尺長的巴黎聖母院大教堂的正廊。作為美國總統，我也是其中的一員，但我同時是以朋友的身分參加葬禮的。
我們前來並不是單純來參加他的葬禮，而是表示我們對他的敬意。幾年前，他就為他的葬禮留下了嚴格的遺言：不要舉行盛大的儀式，不要全副武裝的軍人護送靈柩，不邀請要人，只是在科隆貝雙的村子裡的那個小小的教堂墓地里，舉行一個樸素的私人儀式。遵照他的願望，他被殮放在價值七十二美元的一具普通橡木棺村裡，由他的幾位同鄉——一個肉店夥計，一個乾酪鋪掌柜和一個農場工人——抬到墓地，安葬在他愛女安妮的墓旁。安妮先天智力遲鈍，十二年前，當她十九歲時就去世了。根據戴高樂生前的意願，墓碑上只銘刻著："夏爾·戴高樂1890-1970"幾個字。
在聖母院舉行的大規模的追悼儀式不是出於戴高樂的想法，這是政府對整個法國和全世界想向戴高樂致敬的人們的一次遷就。
要是問到一個人，戴高樂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時，他可能說"個子高"，或者說"嚴峻"，或者說"不易相處"，或者說"意志堅強"，或許他可能把戴高樂與法語中的"偉大"這個詞聯繫在一起。如果他是一位年齡稍大的人，或許他還會回憶起，他是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洛林雙橫十字架的旗幟下領導"戰鬥著的法國人"，或者還可能回憶起傳說是邱吉爾事後的評論"在我所掮過的十字架中，最沉重的是洛林十字架"。
當我想起戴高樂時，就想到了所有這些亭。我回憶起他是一位格外仁慈、彬彬有禮和體貼別人的人。無論在我執政期間或在野的時候，我對此都有同樣的感覺。象他那樣的人，他提出的意見，那怕我不同意，也總是極其尊重的。
戴高樂到底有哪些東西給我們留下這麼深刻的印象？為什麼他能成為二十世紀罕見的大人物，比許多強於法國的國家的領導人還要高出那麼多呢？
我們紀念領袖人物不僅在於他們的作為，而且也在於他們的本身；不僅由於他們的貢獻，而且也由於他們的性格。儘管其他人作出的貢獻比戴高樂大，但是很少人具有他那樣堅強的性格。他是一個頑強、任性、自信心極強的人，極端利己主義者，但同時又是一個極端無私的人，他想得到的東西，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法國。他生活簡樸，理想遠大，象演戲一樣，他扮演的是他自己創造的角色，而這種角色只適宜於由一個演員來扮演。而且他也塑造自己，使他自己能適應這個角色。他創造了戴高樂這個公職人員——法國的化身。
夏爾·戴高樂可能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這是他刻意求取的結果。然而，他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英雄，二十世紀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對於法國來說，他是有史以來登峰造極的人物之一，就象法國美酒的配方那樣，複雜、強烈而又令人難以捉摸。他的性格就象美酒那樣，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
我第一次見到戴高樂是在1960年他重新執政的兩年之後來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的時候。多年來，我對他抱有許多固定的看法：長期以來，他是人們進行脆弱的冷嘲熱諷這種特殊形式所喜愛獵取的對象。華盛頓的社交界爭相以這種嘲諷嘩眾取寵。正如他的形象適合做漫畫諷刺素材一樣，戴高樂的舉止常成為口頭諷刺的素材。那些喜歡通過打擊別人來抬高自己的人們自然而然地拿戴高樂當作靶子。
在我見到戴高樂之前，我對他有一個鮮明的印象：待人冷漠、器量狹小，態度傲慢、難以容忍的自以為是，幾乎無法和他打交道。邱吉爾的洛林十字架的評論，使我對他的印象起了極大的作用——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簡單的一句話可以對一個頭面人物帶來多大的致命傷，造成的印象幾乎使人不能磨滅。艾麗斯·羅斯福·朗沃斯把托馬斯·E·杜威描繪成"結婚蛋糕上的新郎"就產生過類似的後果。有人甚至認為，這種形容造成的假象竟使他在1948年競選中失敗。如果杜威的反對者當時用器量狹小、自負、易受擺布和矯揉造作等等形容詞來描繪他的話，就比不上那麼簡單的一句話所起的作用。
當我在1947年作為一個國會議員訪問法國時，幾乎從我遇到的所有法國和美國官員那裡都加深了我對戴高樂的否定的看法。他們對他不屑一顧，稱他是狂妄的極端分子，永遠不會再掌權了。
我的思想也受到我國外交官對戴高樂幾乎公開蔑視的影響。甚至查爾斯·波倫——他是美國最有才幹的職業外交家之一，在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手下任過美國駐外大使——也很少掩飾他對這位法國總統的厭惡。羅斯福總統的駐法大使威廉·布利特告訴我，波倫在他的大使館的宴會上經常用不留餘地的詼諧妙語談論戴高樂，並以高明而又不加掩飾的方式模仿他的言談、舉止，使客人捧腹大笑。戴高樂風聞波倫不喜歡他，也對波倫作了回敬。許多人認為戴高樂有反美的偏見，但我常覺得，這種個人攻擊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他採取這種政策的原因。
在1960年我第一次見到戴高樂前不久，我上了一堂實際上是關於他的背景材料的填鴨式突擊課。我了解他的情況越多，就越覺得老的固定看法在消失。我知道了，他象麥克阿瑟一樣，在戰爭中勇敢非凡。他預先告誡國人潛伏的危機。下列這個事實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他象邱吉爾那樣，在進入最高領導層以前就已寫出了題材廣泛、文采出眾的許多文章；象邱吉爾那樣，他也曾經"在野"——受到冷落而失去職位。他便利用這些歲月從事他的一些最好的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戴高樂也象麥克阿瑟、邱吉爾和艾森豪威爾等世界偉人一樣，他們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比實際的高大得多，而又距離我那麼遠。當我還是一個年輕的低級海軍軍官，坐在太平洋的一個島上，讀著有關"戰鬥著的法國人"的這個任性的領導人的簡略新聞報道時，我從未想像過十六年後我會在華盛頓歡迎他，更沒想到，在二十五年之後，他和我會作為法國和美國總統在巴黎並坐一起。
當我在1960年第一次見到戴高樂時，他的外貌立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原知道他是個高個子——六英尺四英寸，是法國軍隊中一位身材最高大的將軍——但是他那軍人的姿態使得他的身高給人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只是在後來，我才注意到他略有點駝背。
在他訪美期間，我注意到，就他個子來說，他的動作是非常優雅的，從不顯得遲鈍或笨手笨腳——無論是在手勢上，或者走路時，還是在使用銀餐具時。他具有寧靜的、給人以印象深刻的舉止，並伴隨著某種舊時顯貴的風度。
1960年我見到的戴高樂，與記者們和外交官員所描繪的傲慢的、盛氣凌人的性格相去甚遠。我發現他是一個非常和藹的人，有點難以描述的羞澀。他不熱情，但也不是一個嚴厲的人。我願說，他幾乎是文雅的。但是，正象大部分領導人一樣，文雅的舉止是一回事，奉行的政策則是另一回事。
我所認識的大多數領導人在他們的本性上都有文雅的一面，但是因此把他們稱作文雅人那將是一個錯誤。真正文雅的人很少是善於行使權力的。一個領袖為了完成他的使命，有時必須要強硬到殘忍的地步。如果因為工作棘手而過於煩燥，如果他過分地被柔情束縛住的話，那麼該做好的事就做不好，甚至根本不去做它。
隨著這些年我對戴高樂的加深了解，對他作為領袖或他個人，我都逐漸產生了深深的敬意。我和他彼此似乎都對對方有同樣的感覺。1967年，我的朋友維蒙·沃爾特斯到巴黎去擔任美國大使館武官，他從1942年起就認識戴高樂了。戴高樂在為波倫大使舉行的告別午餐後，召見了沃爾特斯，問他最近是否見到過我。沃爾特斯回答說見過。他便以強調的口氣說他相信我是會當選總統的，又補充道，他和我"都已越過荒涼的境地"——一個他經常用來描述他失去權力的那些歲月的詞。之後，他又說了一句話，沃爾特斯不可思議地發現竟是個預言："尼克松先生象我一樣，在自己的國家裡過著流放的日子。"
戴高樂是二十世紀的人物，但也是十九世紀的。他把法國引向前進，又引向倒退。從他整個生涯中可以看到法國歷史的延續和法國的過去。從他的名字本身——夏爾·戴高樂能聽到夏爾馬涅和高盧中的迴響——偉大、光榮、崇高——法文grandeur一詞，用在戴高樂的文章或講話里的時候，有時譯者就用這幾個意思去表達，在他看來，這個詞對於一個國家，特別對法國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可以把戴高樂說成是歷史人物的話，那並不是偶然的事，而是他下決心那樣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