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4日，公訴方宣布聽證結束。
被告方的聽證只用了一天，因為他們只有一個證人——筆跡鑒定專家馬克·丹彼克斯。他的證詞，總的來說，只是反駁公訴方證人、筆跡鑒定專家約翰·奧斯波恩的某些觀點。馬克認為，筆跡鑒定、嚴格地講，並不是一門科學，因為它沒有確切的依據，其基本方法只是比較對照，所以沒有人能肯定地說，嫻泰或肯尼就一定是那十幾本筆記的作者。至於約翰·奧斯波恩所證明的，在轉讓契約和委託授權書等文件上，伊琳·蘇爾曼的簽名並非真跡，馬克未加任何評論。
被告方律師正要起身告訴法官和陪審團聽證結束，嫻泰突然插言說，她要到證人席上作證。「只有我才能向陪審團證明我們的無辜和清白。」被告方請求暫時休庭，讓他們與嫻泰談談。
律師們知道嫻泰準備要說什麼，她已事先寫好了約2000字的稿子，又是一篇故事新編。說她早就與伊琳·蘇爾曼相識。1997年，伊琳私下裡對她說錢快花光了，想賣掉這幢公寓後躲到什麼地方去隱居養老享清閑，托嫻泰替她尋找買主。由於某種原因，伊琳不希望這樁買賣公開。嫻泰的朋友和會計師亞倫·盧梭表示對蘇爾曼大廈有興趣，請嫻泰出面幫助他調查產權等資料，並派她來紐約與伊琳秘密接洽。亞倫用朋友墨尼·蓋林的名字為嫻泰租下了1B房間，伊琳經常趁早晨或晚上無人之時來1B與嫻泰商談有關事宜。兩位公證人在1B房間見到的確實是伊琳·蘇爾曼本人。轉讓契約辦好後，伊琳把一些東西，包括證件、鑰匙等等交給了嫻泰，然後攜巨款隱居而去。沒有人加害於她，也沒有人知道她的去向。思坦利·帕得遜是亞倫·盧梭派來接手蘇爾曼大廈的。伊琳·蘇爾曼失蹤後，警方破案無門便栽贓嫻泰母子，所有的證據都是警方安排的，100多個證人全是假的。
被告律師與他們的委託人在一間會議室里商談了兩個多小時。嫻泰固執己見，對律師們的勸告充耳不聞，堅信她那篇破綻百出的故事能夠打動說服陪審團。肯尼急了，他流著眼淚懇求母親說：「他們說的對，媽媽，如果你出庭作證我們就死定了。我們會輸得很難看，我這一輩子就算徹底毀了。」這位二十幾歲的毛孩子仍天真地相信，沒有屍體就判不了他們的罪。但嫻泰不為所動：「寶貝兒，我知道該怎麼辦。」
律師們只得再換一個角度。麥可·哈迪語重心長地對嫻泰說：「你知道，一旦站到了證人席上，你就是孤軍奮戰，我們誰也幫不了你。你覺得你有把握自己對付公訴方那些交叉取證的問題嗎？」
嫻泰不語。
霍賽·慕尼茨插話道：「這是一場旁證審理，他們可以向你提任何問題。你想沒想過，假如他們提到十年前那樁奴役案會是什麼結果？別忘了，陪審團里只有三位白人，其他全是黑人和南美人。」
麥可繼續說：「要不我們演習一下交叉取證試試。我們每個人問你一個問題。」
霍賽第一個提問。嫻泰聽了他的問題就傻了，囁嚅半晌，然後轉向其他律師說：「我該怎麼回答？」
下午2點20分，當被告一行回到法庭時，肯尼的臉上帶著微笑。霍賽·慕尼茨起身道：「法官大人，我們的委託人請求講幾句話。」
「她決定不再作證，是嗎？」冉娜·烏維勒法官問。
「我不是很清楚。」霍賽聳聳肩。
「法官大人，我只是想……我希望我有權問一個問題。」嫻泰開始說。
「你可以問，但我不一定回答。」
「這是一起冤案。我請求您允許電視直播，讓全國人民都知道真相。」
「你的律師曾經提過類似的請求，但已被否決了。」
「那我請求向媒體發表講話。」
「你得通過律師提出正式申請。」
嫻泰還是不依不饒地繼續糾纏。法官冉娜制止她說：「謝謝你，凱梅斯女士，你可以坐下了。」
「不！我不會坐下，我要作證。我是這個孩子的母親。我們是冤枉的。讓我到證人席上作證！」
「你可以作證。」
「但是我害怕。害怕你，害怕這個司法系統，害怕流言蜚語，害怕媒介灌輸給公眾的那些謊言。」嫻泰的聲音越來越高。
「請你坐下！」烏維勒法官厲聲道。
嫻泰已變得歇斯底里。她轉向擠得水泄不通的旁聽席：「這是一個公正的所在嗎？我們沒有罪，我們是無辜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救救我們吧！」她抽泣著，聲音哽咽。一名法警過來將她按在座位上。
「凱梅斯女士，」法官冉娜·烏維勒正色道，「請你控制住自己的情緒，不然我將把你逐出本庭。你必須和這裡所有的人一樣遵守本庭的規章。所以請你聽好了，如果再發生如此咆哮公堂的事件，你將會被驅逐出庭，而本案將在你缺席的情況下繼續審理。」
從5月8日到12日，雙方的收場白或總結性發言持續了整整一周。代表嫻泰的麥可·哈迪在發言中重申了他的「替罪羊」理論，指責警方沒有做徹底的調查，沒有追查其他可能的作案人，特別是蘇爾曼大廈的員工和科比基金會。科比基金會是伊琳·蘇爾曼為紀念她的母親而設立的，其宗旨是挽救和弘揚瀕於絕跡的手工針線和刺繡藝術。伊琳·蘇爾曼在其遺囑中將她財產的大部分捐贈給該基金會。麥可還從被告方的角度重新審視了警方在林肯轎車、1B房間和黑色提包里收集到的物證，「無非是些日常用品」。至於槍支，麥可說，在這個國家，攜帶槍支的人比比皆是，但你並不能因此就指控他們是殺人犯。「我相信，你們在思坦利·帕得遜的家裡會看到更多的槍支。」麥可·哈迪最後提醒陪審團成員，不可讓對伊琳·蘇爾曼的同情左右了本案的裁決。
邁爾·沙其則側重於質疑某些證人的可信度。他再次提到「築室沙上」的比喻。最後委婉地為他的委託人肯尼講了一句話：「請對這位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公平一點。畢竟在他的生活中，他很難作出自己的選擇和決定。」由於嫻泰不顧律師們的多次提議，一定要把肯尼與自己綁在一起作為「聯合被告」受審，所以邁爾在發言中不便過多地指責嫻泰，從而為肯尼爭取較好的結果。
公訴方的兩名女將，安娜·冬妮立和康妮·佛南達，利用這最後的機會重新瀏覽和回顧了所有的物證和證詞，告訴陪審團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從這些如山的鐵證中作出自己的裁決。最後，康妮複述了一遍警方和公訴方重組的案情經過：「他們扼住她的脖子，使她窒息而死。他們包裹好屍體，塞進林肯車的後廂，然後運到一個神不知鬼不覺的地方扔掉。他們奪走了如同她身體一部分的私人鑰匙，洗劫了她的房間，搶走了她的個人物品。當嫻泰和肯尼被捕時，這些屬於伊琳·蘇爾曼的東西就在他們身上，而幾小時之前，有人還看見伊琳活著……不要因為沒有屍體就讓這兩個被告溜之大吉逃之夭夭。正因為沒人能找到被害者的屍骨，更說明了作案人的兇險狡詐詭計多端。對他們來講，伊琳·蘇爾曼不過是件東西，一個必須拔掉的眼中釘，一塊必須搬掉的絆腳石。但是對她的朋友們而言，就在她失蹤的前一天，7月4日晚上，伊琳·蘇爾曼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5月15日，星期一，12名陪審員逐一經過被告席走進審議室，在他們的身後大門關上了。40分鐘後，陪審長送出第一張給法官的條子，陪審團成員需要一張蘇爾曼大廈一樓的平面圖，以確定伊琳·蘇爾曼的1A辦公套房和肯尼租住的1B房間的相關位置。在以後的幾天里，條子源源不斷地送出。陪審團還索取了偽造的契約，筆記本，以及警方在蘇爾曼大廈內拍攝的照片等等。在討論竊聽罪時，兩名陪審員要求法庭證明嫻泰和肯尼確實擁有竊聽裝置，而且那些竊聽磁帶確實存在，儘管在法庭上播放過某些段落。陪審員們承認，有的要求只是出於好奇，「一直聽人說起，所以總想看看。」他們還多次要求冉娜·烏維勒法官向他們詳細解釋有關法律條款，或請法庭文書重念某段證詞。
就肯尼到底算不算他母親的受害者這個問題，陪審團作了長時間的討論。「他這麼年輕，生活才剛剛開始。他有一個非常霸道的母親。」但另一方面，儘管並非主謀，肯尼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一位年輕的陪審員指出：「我和他同齡，我對他的處境深表同情。但他畢竟不是孩子，應該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在整個庭審的過程中，肯尼的臉上總是一副無辜的表情。但當有人切中他們的要害時，幾位陪審員注意到，肯尼會用充滿仇恨的目光惡狠狠地盯著證人。「他的眼神告訴我，他完全有可能殺人。」一位陪審員說。
至於1998年7月5日，從上午11點26分到下午2點24分，即嫻泰的手機關機的那三個小時空隙，陪審團認為，嫻泰和肯尼完全有可能在這段時間裡殺了伊琳·蘇爾曼，收拾現場，開車到新澤西州某處扔掉屍體，再返回曼哈頓。他們還認為，如果那天阿蘭賽麗·列微拉碰巧在不合適的時候來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