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5點整，豪德·韋爾士警官主持召開聯盟地區警署新聞發布會。他在會上正式向媒體宣布了蘇珊·史密斯被捕的消息，但他拒絕就其作案動機回答記者們提出的問題。
很快，聯盟鎮上隨處可見的黃絲帶被藍白二色所取代。淺藍色在美國是小男孩的特徵色，白色絲帶則代表無辜——指史密斯小兄弟，而不是他們的母親。
當天晚上，蘇珊的車被拖出了約翰·D·隆湖。操作人員花了大約45分鐘才把車頂朝下的馬自達從湖底的淤泥中拔出來。當車被拖到淺水區時，操作人員把它翻了過來。由於溫度和壓力的變化，車內注滿的湖底冷水擠碎了車窗玻璃，噴涌而出。
邁可和亞歷克思的殘骸連同他們的嬰兒車座一起，被現場人員小心翼翼地捧進急救車，連夜送到200英里外位於南卡羅來納州東南部大都市查爾斯頓的州立大學醫學中心。驗屍結果表明，當蘇珊把他們連同馬自達轎車一起送入約翰·D·隆湖時，小兄弟倆還活著。他們是被束縛在嬰兒車座里，在陰森冰冷的湖水中活活淹死的。
蘇珊被捕的第二天，各大報紙在連篇累牘地報道這一重大案情進展的同時，就蘇珊在其編造的謊言中誣陷黑人一事發表了若干評論。在蘇珊·史密斯雙命謀殺案偵破期間，聯盟地區有不少黑人被警方懷疑、盤問和調查，兩人被帶到警署。11月4日，星期五下午，蘇珊的哥哥司各特·沃恩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代表蘇珊及全家宣讀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們在此誠懇地向聯盟及所有其他地區的黑人公民們致以最深刻的歉意，希望你們不要相信那些關於這是一起種族歧視事件的謠言。」
蘇珊在她被捕的當天晚上，給已分居的丈夫戴維寫了一封信，除了一連串的「對不起」「我丟盡了臉面」「我不配再活在人世」外，蘇珊還在信中抱怨，現在大家都轉而去哀悼邁可和亞歷克思，沒有人再理會她心中的苦悶和挫敗感，也沒有人再關心她所經歷的悲傷和痛楚，使她再次陷入了深深的孤獨和絕望之中，覺得自己再次被整個世界所拋棄，云云。
同一天，J·卡瑞·費利在康碩產業內部發布了一道禁令：
凡對媒體談及蘇珊·史密斯和湯姆·費利者，開除。
禁令就張貼在公司大廳里。J·卡瑞·費利還雇了臨時保安人員把守公司大門和費利莊園。費利家的律師專門為湯姆·費利起草了一封公開信：
這場悲劇使我的心情異常沉痛。自上周以來，就蘇珊·史密斯的孩子們失蹤一案，我一直在與司法部門合作。我此時發表這封公開信的唯一原因是，外界流傳了一些關於我與史密斯夫人關係的不實報道。
我與史密斯夫人曾有過一段時間的關係。我於10月17日寫信告訴她，由於種種原因，我決定終止我和她之間的關係，併當即交給她一份信的副本。我已在本案調查的早期將這封信呈交給有關當局。信中說，我終止這一關係的原因之一是，我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去承擔起作為一個父親的重大責任。
然而，這絕對不是我終止這一關係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從來沒有在任何時候向史密斯夫人表示過，她的兩個孩子是我們關係的唯一障礙。
我對那天晚上所發生的事情及原因一無所知。
我將繼續就本案與司法部門合作。我也和這個社區的所有人一樣，為失去兩個孩子而深感悲痛。我將不再就此發表任何形式的評論。
邁可和亞歷克思的葬禮定於11月6日，星期天，在巴菲羅的衛理公會基督教堂舉行。這是盧索家常去的教堂。孩子們的父親戴維·史密斯不願意用兩個小棺材把兄弟倆分開，於是眾親友們為他們選購了一個白色金邊的大號成人棺材。
自兩個孩子的屍骨和馬自達一起被打撈起來後，戴維一直要求看一看他的兩個兒子，但每次都被人們以各種理由婉言謝絕了。入殮之前，戴維再次表示要最後看一眼小哥兒倆，伯父道格拉斯把他拉到一旁，輕言道：「你知道，戴維，他們在水裡浸了九天。」但戴維說這是他最後的機會，他決不放棄。道格拉斯和教堂的主持商量後，把戴維帶到一間側室里，指著棺材旁兩個白布小包說：「他們都在這裡了。」主持解釋道，州立大學醫學中心送來時就是這樣。
葬禮的前一天，11月5日，星期六晚上，來自全美各地成千上萬的人們參加了史密斯兄弟的遺體告別儀式。雖說是向遺體告別，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人們看到的只是合上蓋的棺材。告別儀式一直持續到午夜以後。據戴維後來回憶說，他和他的家人們站在教堂里和前來悼念的人們依次握手達六個多小時。
星期天的葬禮之後，邁可和亞歷克思的合葬棺被送往聯合衛理公會基督教堂的公墓，掩埋在他們的伯父、戴維的哥哥丹尼·史密斯身邊。三年前，就是在這座教堂里，戴維和蘇珊舉行了婚禮。孩子們的墓碑上鐫刻著邁可充滿稚氣的話：
他是我的弟弟。我愛他。
墓碑是一位素不相識的石匠贈送的，上面鑲嵌著小哥兒倆的合影。
盧索夫婦幾乎完全沒有時間讓自己沉浸於悲痛之中，或使身心從這場悲劇中恢複過來。就在蘇珊被捕的當天晚上，琳達和巴威利·盧索為蘇珊聘請了科倫比亞著名律師達韋德·布盧克。時年46歲的達韋德曾就讀於哈佛大學，1975年從南卡羅來納大學法學院畢業後，雲遊北美大陸，遍訪美國加拿大各地，最後又回到家鄉。達韋德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當時在南卡羅來納州，絕大多數被判死刑者皆為黑人，達韋德·布盧克認為，這些人被處以極刑並不是因為他們的罪孽有多麼深重，只是因為他們無錢聘請一個好律師。在接手蘇珊·史密斯雙命案之前，達韋德·布盧克辦理過50多樁極刑案，只有3名委託人被判處死刑。他的不少委託人已經是死刑犯人，經達韋德據理力爭，案子得以重新開庭審理，並改判為有期或無期徒刑，其中一人最後被無罪釋放。達韋德·布盧克的這些赫赫業績不光在科倫比亞，而且在整個南卡羅來納州的都是有口皆碑的。
達韋德·布盧克特地從華盛頓州請來了女律師茱迪·克拉克做他的助手。茱迪·克拉克是一位頗有影響的極刑案專家，也是華盛頓州聯邦法庭的公設辯護人。公設辯護人屬政府官員，其職責是替無錢聘請律師的被告人作辯護。茱迪必須向有關部門請假並被批准後才能參加蘇珊的辯護小組。在蘇珊·史密斯雙命案之後，1997年，茱迪·克拉克曾任轟動一時的系列爆炸案案犯泰德·卡任斯基的辯護律師。
為了支付昂貴的律師費用，盧索夫婦抵押了他們在弗儂山莊的房子，巴威利·盧索還賣掉了他的一棟辦公樓。
蘇珊一案的公訴人是聯盟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的托馬斯·波普，32歲，當時南卡羅來納州最年輕的公訴人。和蘇珊一樣，托馬斯是在聯盟鎮上土生土長大的，他的父親是一名警官。托馬斯·波普先在南卡羅來納大學念完本科，又繼續上了該校的法學院。在加盟檢察官辦公室之前，曾當了幾年南卡羅來納州警署毒品處的卧底——冒充毒品販子。蘇珊·史密斯雙命案是托馬斯·波普經手的第二起謀殺案。這樣的閱歷自然不可與兩名被告方律師同日而語，但托馬斯·波普的精力充沛、工作勤奮和在法庭上的口才和雄辯卻是有目共睹的。
在等候審判正式開庭的八個月里，蘇珊被關押在位於科倫比亞的州女子監獄，那裡的獄醫為她進行了例行的體格檢查和心理會診。蘇珊住進了一間特殊的6乘14英尺見方的單人牢房，並被置於全天候「防自殺監控」之下。她的房間里裝備有閉路攝像系統，24小時不得熄燈，每隔15分鐘有專人查看。蘇珊被允許帶進其單人牢房的物品只有三件：一本《聖經》，一條線毯和她的眼鏡。連她身上穿的都是一種特製的紙質囚服。
戴維對蘇珊的態度一直很矛盾。當他讀了蘇珊的供詞和她在入獄第一晚寫給他的信後，戴維覺得他好像被人欺騙了，這個蘇珊·史密斯絕對不是曾與他共同生活，一起生兒育女的那個女人。戴維反覆地問自己，她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她究竟是不是魔鬼的化身？但在11月15日，當戴維接受全國廣播公司專題節目《日界線》主持人凱蒂·卡爾蕊克的電視採訪時，他對凱蒂說：「蘇珊，她是一個很不錯的人……她是一個盡職盡責，盡心儘力的母親。兩個孩子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就像是我生命的全部一樣。」戴維甚至還向蘇珊的家人表示，如果允許的話，他願意帶著蘇珊遠走高飛，躲避到一個沒有人知道她的過去的地方，重新開始生活。
1994年的聖誕節前夕，蘇珊帶話希望戴維去女子監獄探視。他們在一起呆了一個小時，蘇珊反反覆復地為她的行為道歉，但當戴維問她為什麼時，她卻無言以對，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戴維離開監獄時，心裡充滿了對蘇珊的同情。然而，在以後的日子裡，戴維聽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於蘇珊和湯姆·費利的故事，他越來越相信蘇珊是為了讓湯姆·費利回心轉意才對兩個無辜的孩子下了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