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徵得羅勃特·布蘭遜先生的同意後，他和貝蒂的小兒子波比被帶到證人席上。在得克薩斯州，法律規定21歲以下屬未成年人，出庭作證必須有監護人的許可。
伊芮·安魯斯開始詢問一些貝蒂和季米從弗吉尼亞老家回來以後發生的事。波比說：「羅賓弄壞了摩托車和其他東西，私自駕駛季米的汽艇和媽媽的卡車，還辭掉了加油站的工作……」
「彼茨先生很生氣，是嗎？」
「是的。」
「羅賓呢？」
「有一點點。」
「他們之間發生了爭執？」
「是的。」
比爾·班迪交叉取證：「羅賓與季米關係如何？」
「挺好的，但有時候吵架。」
「你和季米吵架嗎？」
「不。但我有時也和羅賓吵。羅賓的個頭兒很高，有時候他會對我動手。」
「他跟季米動過手嗎？」
「沒有。」
伊芮·安魯斯的下一位證人著實讓陪審團大開眼界。與其他人保守、正式、整潔而略帶拘謹的衣著相反，雷·邦穿一件皺巴巴的襯衫，長統靴上沾滿污泥，牛仔褲又顯得太緊繃。後來一位記者在報道中形容他，「像是剛從馬背上摔下來。」
伊芮·安魯斯問：「你認識彼茨夫人？」
「對。」
「你們同居過？」
「一年。」
「你因何罪被判刑？」
「殺人。」
「你還記得你來過我的辦公室嗎？」
「我去過好幾次。」
「我是說，關於彼茨夫人的案子。」
「哦，那一次。我告訴你她的孩子們跟我講過的事，我說這個女人決不會殺人。」
「你為什麼這麼說？」
「我和她處了一年，她對我很好，就憑這一點。其餘的我都不知道。」
「你曾經和她的一個兒子發生衝突，講講怎麼回事。」
「波比跟他的朋友在園子里比賽騎摩托車，我叫他們滾到外面去騎，我說他媽媽回來知道了準會發火的。」
「他們聽嗎？」
「根本就不理我。我說下次他們要是看見我的卡車停在這裡，最好躲開，因為那說明我在這裡。大概他的朋友聽了這話不樂意，好傢夥，掏出槍來就打。過一會兒，波比也雙手提著槍從房車裡衝出來。」
「於是你就躲到林子里去了？」
「那你說怎麼辦？保釋期間不能動槍，但我也不至於傻等在那裡挨槍子兒吧。」
「他朝你開了幾槍？」
「鬧不清楚。他打癟了三隻輪胎，車身上還有七八個槍眼。我不知道一共開了幾槍。」
「後來呢？」
「警察過來把我帶到阿靈頓一個朋友家裡。」
伊芮點點頭：「你因為那位朋友卡車裡的一支槍而被捕，告訴我們怎麼回事。」
「我在阿靈頓被捕，後來魯斯探長過去把我帶回到這裡。」
「你在牢里蹲了兩天，然後你是怎麼出來的？」
「基納德·奧勃萊特替我交了保釋金。我們有40多年的交情。」
「那以後，你有沒有和里克·魯斯說過什麼？」
「我從曼斯菲爾德一家小雜貨鋪里給他打過電話。」
「當時彼茨夫人和你在一起？」
「是的。」
「里克·魯斯想知道什麼？」
「他想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出發，走哪條路。」
「你有沒有告訴他你們開的什麼樣的車？」
「用不著，他知道。」
「你給里克·魯斯打過幾次電話？」
「記不得了。」
「三次還是四次？」
「我不知道。」雷·邦已經不耐煩了，他的嗓門越提越高，就像在跟人吵架。他對律師的話有時候答非所問，有時候又自己冷不丁兒冒出幾句不相干的話來。比如現在，「你的辦公室打電話到基納德家裡，給他留了一個號碼，說是要我打電話去監獄。」
「你記錯了。」伊芮搖搖頭。
「我怎麼會記錯？」
「如果我告訴你，我根本就不知道基納德的地址和電話，你會覺得奇怪嗎？」
「不奇怪，伊芮。我永遠也搞不清楚你到底知道些什麼，但是我知道基納德是做房地產的，他的電話號碼總是登在報紙的廣告欄里。」
伊芮無心跟雷·邦糾纏，便以進為退，拋出另一個問題：「你知道季米的事嗎？」
「沒聽說過。我讀了報紙才知道他被殺了。」
「得，我們再回到曼斯菲爾德。里克·魯斯想知道你們的行蹤，對嗎？」
「他想知道貝蒂的行蹤。」
「你掛掉電話後多久彼茨夫人被捕？」
雷·邦想了一陣：「半個鐘頭。」
「當他們逮捕彼茨夫人時，是否也逮捕了你？」
「他們先銬了我，後來又放了。」
「彼茨夫人入獄後，你打過電話給她？」
「對。」
「你們都談了些什麼？」
「這跟你沒關係。」
「我恐怕這跟法院和陪審團有關係。」
「我們談了這個案子。」雷·邦很不情願地說。
兩個人又吵起來了，雷·邦拒不回答伊芮的某些提問。不得已，法官傑克·荷蘭只得出面干涉。
「你在監獄裡關押過多久？」伊芮·安魯斯的最後一個問題。
「七八年。」雷·邦回答。
伊芮疲憊地揮揮手，把證人移交給公訴方。
比爾·班迪拿起幾張照片：「你知道這些地方嗎？」
雷·邦一一看過：「井式花壇……貯藏室……房車……」
「請告訴我，誰侍弄井式花壇的花草？」
「貝蒂。」
「她也自己剪草坪嗎？」
「她從來不讓人家動她的園子。」
「你住在那裡的時候，知道園子里埋了兩個人嗎？」
「不知道。」
伊芮·安魯斯終於恢複過來了。他問雷·邦：「你當時是否知道，或彼茨夫人是否告訴過你，羅賓·布蘭遜殺害了季米·彼茨？」
「不知道。她從來沒有告訴過我這些事。」
「她也沒有告訴過你她曾經殺了什麼人？」
「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