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繼續在赫普曼的住所搜查。一名警探注意到車庫牆上有一塊木板似乎與整體格局不太協調，「也講不出為什麼，就是覺得不對勁。」這位警探後來說。木板被撬開了，裡面藏了兩個小包，一個包里是100張10美元的贖金金圓券，另一個包里有83張。
這個新發現使辦案人員興奮不已。他們掀翻了整個車庫，又找到一個盒子，裡面裝有12個小包，共計11930美元，全部都是贖金金圓券！加上後來再找到的840美元，一共是146萬美元，佔全部贖金的將近三成。辦案人員認為，這就叫做「證據確鑿」了。
赫普曼對此又作何解釋呢？他給了一個警方稱之為「費奇故事」(FischStory）的說法。「費奇」與英文中的「魚」(fish)發音接近。Fish Story（魚的故事）的原意是講，一個人去釣魚回來總是吹噓他釣的魚有多麼大，但是誰也沒有親眼見到過。因為美國人釣魚只是為了娛樂，等魚上鉤後又放回到水裡。赫普曼說，埃塞多·費奇赴德國探親之前，曾在他家裡寄放了一些東西，包括一些毛皮、一個箱子和一隻鞋盒。他們當時把鞋盒放到廚房柜子的最頂上一層，後來就把這事兒給忘了。直到赫普曼被捕前三周，1934年8月底下了一場大雨，廚房的屋頂漏水，赫普曼把柜子里的東西全都搬出來時，才又看見那隻鞋盒。赫普曼恐怕裡面裝了什麼不能沾水的東西，打開一看，竟是滿滿的一盒美金現鈔。埃塞多·費奇臨走之前欠下了赫普曼7500美元，赫普曼思忖再三，覺得可以從中取走屬於自己的部分，於是他便開始使用費奇留下的金圓券。赫普曼說，這件事他從沒對安娜透一絲兒口風，只是自己悄悄地把錢重新包好，藏在了車庫裡。
辦案人員自然是不願意相信赫普曼的供詞。但當時的情形是，赫普曼在講這番話時已經被連續逼供近30小時。口齒不清，神志不清。幹警察的人都知道，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幾乎無人能「編」出如此不說是天衣無縫也可算說得過去的「謊言」，何況赫普曼所言在被捕前三周左右開始使用這些鈔票的說法，和1934年9月贖金紙幣在市面上重新出現的事實相吻合。除了警方，當時沒有人知道這個情況。
不久，從德國方面傳回的消息又揭穿了赫普曼的另一個謊言。
布魯諾·理查德·赫普曼於1899年11月26日生於德國與現捷克共和國接壤的邊境小鎮莎可森尼一戶農家，他一直長到14歲才進學校念了幾年書，然後就拜師學徒做木匠。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他的姐姐隨婆家去了美國，三個當兵的哥哥都在一戰前線打仗。當他年滿18歲也被徵兵時，兩個哥哥已經陣亡，另一個不知下落。父母都捨不得把最後一個兒子送上前線，但赫普曼卻從殘酷的戰爭中活過來了。他曾兩次負傷，一戰結束的那一天他正躺在醫院裡。後來，布魯諾失蹤的哥哥也回到了老家。
戰後德國的經濟恐慌使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在短短的幾年裡，布魯諾·赫普曼因偷盜搶劫如食品、煤炭之類的生活必需品而兩次被捕。第一次他在監獄裡蹲了四年，第二次僥倖逃出後，赫普曼打定主意去美國。身無分文，他只能偷偷混上輪船。不幸的是，他兩次被人發現，其中一次甚至已經踏上了美國國土，但最後還是被遣返回德國。有了前兩次的經驗教訓，赫普曼終於在第三次偷渡成功。他住進了紐約的德國區，結交了不少朋友，還找到了一份工作。1928年，他娶了在餐館做女招待的安娜，兩口子克勤克儉，拚命掙錢。不久，赫普曼因精湛的技藝而被接納為木工工會會員。
和所有的非法移民一樣，赫普曼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敢去招惹警察。在他和埃塞多·費奇打交道之前，他已經聽到了一些關於費奇路數極多極野的傳說，有人甚至講費奇與黑社會有什麼瓜葛。但赫普曼到底還是和費奇合夥做起了毛皮生意，而且由於費奇的神通廣大，他們的生意做得還很不錯。後來——在赫普曼被處以死刑之後——警方查出埃塞多·費奇經常利用他與黑道的聯繫買「黑錢」，即以低於面值的價格買入賣主的不義之財，再按面值使用。這當然必須得十分小心，否則一旦被逮著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據說布魯諾·赫普曼並不是唯一的一個被費奇的「黑錢」坑了的人——如果那些贖金鈔票真是費奇的。
計程車司機約塞夫·庇隆是第一個指認赫普曼的證人，儘管他以前曾說過記不清讓他給康頓博士送條子的人是什麼模樣。在警署辨認的時候，赫普曼的兩旁站著幾名人高馬大身著便衣的警察，庇隆一眼就認出了他。西西·芭，那位電影院的售票小姐，以及瓦爾特·萊爾，加油站工人，也先後在相同的情形下指認赫普曼為持幣者。只有約翰·康頓博士始終不敢確定赫普曼就是「墓地約翰」。
一天，警方拿來一根木條，說是從赫普曼兒子房間的小儲藏室里拆下來的。木條上面有用鉛筆寫下的約翰·康頓博士的電話號碼。赫普曼始終不承認那是他寫的，甚至懷疑木條是否真的取自他家。在赫普曼被判處死刑之後，有三個不同的消息來源證實，一位名叫湯姆·卡撒地的記者寫下了這個號碼，最初只是想開個玩笑。但有關當局並沒有因此而考慮為赫普曼減刑或赦免。多年後有人提出質疑道：一個人若是家裡沒有電話，他怎麼可能會把電話號碼寫在一間黑咕隆咚的小屋子裡？
查爾斯·林勃始終未曾與綁匪謀面，他只在兩年前的4月2日夜晚聽到那一聲「嗨，博士」。據約翰·康頓博士說，他聽到的是「嗨，博士，這兒，在這兒」。當警方請他辨認聲音時，林勃一開始坦承當時他隔了一條馬路坐在車裡，距離講話的人大約200多英尺，差不多有一個街區之遙，聽得並不是十分真切。但當辦案人員讓赫普曼說「嗨，博士，這兒」時，林勃馬上說，這就是墓地里傳來的那個聲音。
至此，布郎克斯法院自認有足夠的證據起訴布魯諾·赫普曼接受和使用贓款。但諾曼·西瓦可普上校則希望將赫普曼引渡回新澤西州受審，為此警方必須證明赫普曼涉嫌綁架殺害小林迪。可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證據把赫普曼與綁架案連在一起。赫普曼的律師已經從夢佳絲蒂公寓拿到了他在1932年3月1日的工作時間卡，證明在小林迪遭綁架那天，赫普曼確如他告訴警方的那樣，一直工作到下午5點。這是一個非常有力的不在現場的證據。
新澤西州自始至終參與了紐約警署偵破此案的一系列行動，包括追查贖金金圓券、逮捕、鑒認，和審訊赫普曼以及搜查赫普曼住所等。當新澤西州警探路易斯·波曼第二次到赫普曼家時，他認準閣樓地板的木料和綁匪留在林勃莊園的木梯上第16塊踏板相同，而且非常肯定地說地板上缺了一塊。這種說法的牽強附會和荒唐應該是一目了然的。試想，赫普曼本人是一個木匠，他若是想修只梯子，完全可以順手從隨便什麼地方找一塊料，何苦要拆自家的樓板呢？再說，綁匪對此案的策劃細心到連指紋都沒有留下，又怎麼可能留下這麼大個破綻？但當時警方的急於求成，輿論的一邊倒，再加上林勃上校的名聲和小林迪的悲慘結局，使公眾不去追究諸如此類的細節。人們只想儘快抓到一個不管什麼人替查理償命，哪怕是只替罪羊呢。當被告方律師要求查看閣樓時，警方一手遮天根本就不允許他們踏進赫普曼家門一步。
新澤西州警署的另一個「突破」是終於找到了一個「目擊者」。米拉德·懷特住在梭羅崗一間破房子里。綁架案發生後，警方和記者曾多次找他了解情況，他一直說他從沒在附近見到過一個生人，無論是案發的當日，或當夜，或前後幾天。米拉德·懷特在鄰居中的口碑不是特別好，他好吃懶做，「說謊話就和別人說真話一樣順溜」。事隔兩年，米拉德突然想起在小林迪被綁架前，他曾看見一個相貌與赫普曼相似的人開車經過。多年後有報道說，米拉德試圖向警方要錢，因為辦案人員曾許諾給他300美元讓他按照他們所吩咐的話出庭作證，但後來只給了他30美元。
有了這兩個證據和證人，新澤西州警署成功地把罪犯布魯諾·理查德·赫普曼引渡到了自己的領地。
新的證據證人還在繼續出現。同時，辦案人員開始走訪那些可能為赫普曼出庭作證的證人，多半是赫普曼的鄰居和熟人。結果是，除了赫普曼夫人安娜和少數幾位摯友，差不多所有其他的人都改變了證詞，或拒絕出庭。多年後，這些人聲稱他們曾遭到警方公開的恫嚇、威脅和連續不斷的騷擾。
在30年代的美國司法界，靠栽贓編織罪名的事時有發生，但像林勃-赫普曼案這樣公開作弊漏洞百出的實屬罕見。更離譜的是，新澤西州檢察長辦公室發出傳票，要求被告方律師將本案有關證據送去驗證，結果連同夢佳絲蒂公寓工作時間卡在內的30多件物證一起不翼而飛。據說此事令布魯諾·赫普曼的首席辯護律師愛德華·雷立十分沮喪，他就此認定這將是一場必輸的官司。
1935年1月2日，轟動一時盛況空前的「世紀審判」（The Tr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