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子離開我們的雜誌社是因為要到北京去。
她是一位能幹的編輯，又極有人脈，70年代到80年代的年輕寫手們都同她有廣泛的聯繫。她組稿，通常一呼百應。她的電子郵箱於是時時爆滿。她一邊在電腦上改稿一邊把搖滾樂放得波濤洶湧，看上去似乎一心二用，但實際上，她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而工作態度亦是最虔敬的。她有責任心，亦有成就感。
我們皆遺憾，她自己更是神色黯然，於淚光之中登上鏗鏘北去的列車。
她的男友在北京。愛情更多的時候不是獲取，而是犧牲，不是堅持，而是放棄。
在車站的檢票處，在擁擠的黑色人潮中，我們都祝她幸福，並且快樂。
但祝願很少能成為現實。一個月之後，她給我發來短訊：沒出去找工作。呆在家裡看書，聽CD。百無聊賴中，常常懷念我們大家在一起的日子。北京太乾燥了。
我把短訊拿給雜誌社的同事們看，但大家都不願意猜想被語言遮蔽的生活。聶子的男友是一位相當優秀的青年，他們相識於一場地下搖滾演唱會。而他們的愛情基礎亦是充滿叛逆姿態和喧囂心跳的搖滾。他們膠著，然後吵架，然後又繼續膠著。有搖滾的節奏、野性，以及轟轟烈烈。
但愛情是愛情，生活是生活，有時候，這是兩碼子事。
三個月之後，她又回到了我們的城市。她仍然不想上班。她似乎很疲憊。想休整，並調理自己的情緒。她一個人租住了一套小公寓，做自由樂評人，而且斷斷續續書寫帶有自傳性質的長篇小說。距離有益於她的愛情和幻想。她的稿費除了付房租，主要用於長途熱線話費。手機的電池棒每每在她的掌心中打得發燙，如她那顆容易衝動的心。
很多公司和媒體找到她，請她參與他們的工作。但他們都看到了她臉上的斷然的拒絕。她不會說客氣話，亦難委婉迂迴。她讓叩門者神情尷尬，並不得其解。她亦不再想回到我們的編輯部。她擔心若是再要北上，又一次的放棄會相當難堪，亦會使我們被動。在我們雜誌初創之時，她就曾說過，她肯定會是最後一個離開的人。當她在北京的時候，她亦必定經常想到自己說過的這句話，並有難於擺脫的心理折磨。因她是認為誠信等同於生命的人。
她只是仍然會去聽那些地下搖滾會。以前她是在人的潮頭上洶湧，在聲音的閃電中呼嘯，而她現在則默坐在一角，點上一支煙，將眼睛微閉。煙霧在指尖上，激情已化為內斂。有許多瘋狂的小夥子喜歡她。眼瞳在黑暗處閃閃發光，如海邊的磷火。音樂會之後，他們邀她去宵夜。路邊的大排檔，啤酒、燒烤、號叫或低語，甚至還有即興的詩句。她很興奮，亦很想醉。但她的底線是要識得歸路。
她把手舉起來，在空氣里搖著。一輛的士滑了過來。她踉蹌地上車，拒絕任何人陪送。
回到家裡，她開始嘔吐，並在身上摸索手機。她撥了世界上最熟悉的一個號碼。
"喂，什麼？喝酒？沒。什麼？就，喝了，一點點……"
然後，突然，她哭起來，說："明天，我就到北京來，馬上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