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方將向法庭證明，大約在去年的10月或11月，兩名被告開始炮製一宗巨大的陰謀，其目的是勒索金錢。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不惜謀殺。」
羅伯特·科羅摘下眼鏡，掏出一張手帕仔細地擦拭。後來有《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報道說，在整個開場發言中，科羅檢察長共擦拭眼鏡「50次」。現在，檢察長走到靠牆擺放的證據台旁，逐件審視著排列其上的物證：納森在現場丟失的眼鏡，從湖底撈起的殘破不全的手提式打字機，深藍色威利騎士牌轎車中被鮮血浸透的腳墊……科羅檢察長展開一封信念道：
親愛的先生：
請馬上帶著盒子到列車尾部的平台。在你的右邊，即鐵道的盡東面，你將看到一幢高大的紅磚廠房，房頂的水塔上寫著「冠軍」的字樣。等列車完全經過了廠房的南端，你數到五，然後迅速將盒子儘可能遠地扔向東面。
切記，這是拯救你兒子的唯一機會。
你的忠誠的
喬治·約翰遜
科羅檢察長解釋說，警方是在每天下午4點整開往印第安納州密執安城的列車上，最後一節車廂的信號箱里找到這封信的。
科羅檢察長繼續道：「我方將向法庭證明，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伊利諾伊州的庫克地區。然後，待公訴方聽證結束，被告方聽證結束，而且雙方的總結性發言結束之後，我們將以全體伊利諾伊州人民的名義，以母親們和父親們的名義，以伊利諾伊州所有孩子們的名義，要求法庭對這兩名冷血的、殘忍的、邪惡的劊子手處以極刑。」
克拉任·達偌代表被告方的開場發言只有5分鐘：「我們將堅持認為，法官大人，這樁慘案，如同所有的殺戮一樣，已經非常血腥，非常暴力了。如若再將兩名如此年紀的小夥子送上絞刑架，在他們的脖子上套上絞索直至他們咽氣，這無疑將只會增添整個事件的血腥與暴力，而不可能讓勃比·范克斯死而復生，或使我們所生活的社會更加和平安定。」
那天休庭之前，公訴方傳喚了15名證人。公訴方的策略是，儘可能詳盡地、生動地向法庭展示納森和理查德作案過程中的各個方面和所有細節，以加深法官對事件恐怖性的印象，達到將兩名被告刻畫為殺人惡魔的效果。
儘管如一名《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在其報道中所形容的，「絞索就在他們的頭頂上晃悠著」，第二天一早，納森和理查德仍是一副沒心沒肺的樣子。「對於今天，我們抱有一個巨大的希望，」理查德一本正經地向記者們宣佈道，「里奧普先生和我經過長時間的分析和討論，最後達成了一項共識。我們只有一個願望。我們衷心期望：今天比他媽昨天涼快。」說罷開懷大笑。
本案庭審期間，共有81位證人為公訴方出庭作證，其中包括勃比·范克斯的父母和叔叔，發現屍體的托尼·曼考斯基與鐵路信號工們，參加辦案的警方人員和驗屍官們，出售給兩名被告那些繩子、鑿子和鹽酸等等的商店職員，以及來自默爾遜飯店、海德公園州立銀行、租車公司、凡德波格與羅斯藥鋪、火車站等處與納森或理查德打過交道的工作人員們。公訴方不僅想要證明兩名被告綁架殺人，還要證明他們在事前曾精心部署，以使自己能逃避懲罰，還要證明他們的作案手段十分殘忍，而且對自己所犯的罪行毫無悔恨之意。羅伯特·科羅檢察長希望所有這些因素加起來，可以促使約翰·加維利法官作出死刑的判決。
被告方顯然明白對手的意圖，所以在公訴方的整個取證過程中，克拉任·達偌幾乎不作任何交叉提問，以免因重複而加重證詞的分量，使人們對具體的案情刻骨銘心。但有一次例外。一位名叫詹姆斯·戈蘭的警探作證時，提到他與納森·里奧普在6月1日晚上的一次談話：「我問：『你的律師們將如何為你辯護？』他說：『這要看我父親和律師們的意思。如果他們希望我被絞死，我就作無罪抗辯，陪審團自然會判處我死刑。或者呢，我要是想終生監禁，就在一位友好的法官面前承認有罪。」
克拉任聞聽此言立即轉身緊盯著納森：「你是這麼說的嗎？」
「我沒有！」納森低聲叫道。
次日，待詹姆斯作證完畢，克拉任開始了他在本案中唯一的一次交叉取證。
「當時在場的還有誰？」
「沒有別人，只是我和他。」
…………
「你跟他談了多久？」
「就一小會兒。」
「有筆錄嗎？」
「當時沒有。」
取證繼續進行。詹姆斯·戈蘭說，他曾將此次談話中關於「友好法官」的部分告訴過其他警察、記者、親友，甚至「大街上的市民們」。
「你還告訴過檢察長辦公室的其他人嗎？」
「是的，我給科羅檢察長寫過一張條子。」
…………
「就是這張你親筆寫下的條子嗎？根據你剛才的證詞，這是星期四才寫的？」
「是的，先生。」
「也就是說，前天？」即7月24日，被告方撤回「無罪」抗辯之後。克拉任·達偌逼視著警探：「你知道嗎，你的這個『友好法官』的故事純粹是無中生有的捏造，大有恫嚇法庭之嫌？」
「我不知道，先生。」詹姆斯·戈蘭汗如雨下，但顯然不光是因為天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