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蒙·珂宜公司在瓦芭希北街分店的經理嘉可夫·溫司頓逐張查閱了全公司的共計54萬份出貨記錄，發現只有三副眼鏡用的是巴博瑙光學公司出品的框架折葉。第一副賣給了一名律師。警方調查的結果，此人正在歐洲出差，離開芝加哥已經四周有餘。在1924年，歐洲與美洲之間尚無空中航線，來往皆靠海路。第二位買主是一位年過五旬的老婦人。第三張單子上的名字便是這位納森·里奧普，日期：1923年11月，價格：1150美元。據給納森·里奧普驗光的眼科大夫阿米爾·杜思齊後來說，納森當時主訴的癥狀是視力疲勞誘發的偏頭痛，杜思齊大夫遂為他配了這副眼鏡，在閱讀時使用。
檢察長羅伯特·科羅並不知道托馬斯·沃爾菲上尉已經在星期天找納森·里奧普談過話。兩位警探於星期四下午2點30分到達里奧普家時，納森已穿戴整齊正準備出門，他應該在3點鐘帶芝加哥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們到野外上鳥類觀察課。警探們說，那課恐怕得往後延一延了，仍是非常客氣又不容商量地要求納森馬上給學校打電話告假。看得出來納森很不樂意，但還是照辦了。
警探們問納森是否戴眼鏡，納森說他曾經戴過，但已經好久不戴了。
「是丟了嗎？」警探們問。
「不是。」
「那眼鏡在你身上嗎？」
「不在，但我肯定是在家裡的某個地方。」
警探們便也不再往下追問了。
考慮到納森·里奧普的家庭背景——里奧普家族的任何一丁點兒小事都會被炒成社會新聞，更何況是由警方出面向其家族中人調查一樁要案了——科羅檢察長決定把談話的地點改在拉撒爾酒店，以避開無處不在的記者們。
科羅檢察長拿出那副在現場發現的玳瑁眼鏡，問納森這是不是他的。「看起來很像我的那副，」小夥子說，「假如我不知道我的眼鏡就在家裡，很可能會把這一副誤當作是我的了。」
「你的眼鏡在家裡嗎？」
「是的。」
科羅檢察長又問了一些問題，看看實在問不出個所以然來，最後決定，還是讓納森把他的那副眼鏡找出來，這樣大家就都沒話可說了。
科羅檢察長派了三名警探跟著納森回去，應聲開門的是里奧普家的大兒子、29歲的邁克。邁克聽弟弟講完事情的來龍去脈，兄弟倆便開始找眼鏡。到後來，家裡所有的人連同三名警探全都過來幫忙，但那副眼鏡還是不知去向。邁克於是說：「他們發現屍體的那一片，不就是你們經常去看鳥的地方嗎？也許你不小心把眼鏡丟在那裡了。」
納森說完全可能。
邁克建議應該與律師聯繫，他提到沙繆爾·伊托遜。沙繆爾也住在肯伍德，和里奧普家很熟。他是看著納森從小長大的。
沙繆爾正在范克斯府上。邁克與他電話聯繫後，便帶著納森和三名警探一起去了。納森說他此前從沒來過范克斯家，也不認識他們家的勃比，今天是第一次見到范克斯先生。
沙繆爾·伊托遜顯然不認為納森·里奧普會和那起綁架謀殺案有關，但「這件事情必須儘快澄清」，他對里奧普兄弟說，然後告訴三位警探，他今後將會以律師的身份過問此事，「請轉告科羅先生，如果他要採取任何行動，請事先通知我。」
邁克陪著眾警探和弟弟一起回到拉撒爾酒店。辦案人員們繼續盤問納森，邁克則始終等在休息室里。
現在，納森已經不否認鐵道信號工長保羅·科爾夫在涵洞旁撿到的就是他的眼鏡。他又重複了一遍星期天對托馬斯·沃爾菲上尉說過的那些話，他曾在綁架謀殺案發生前三天到過沃夫湖附近，只不過講得更加詳細罷了。
警探們問，既然你有好幾個月都不戴眼鏡了，為什麼還隨身帶著它？納森說，我就是懶，眼鏡放進衣兜里就隨它去了，再不會想到要把它拿出來收好。假如這套西服要送出去乾洗，我或許會記得把它取出來。但是像這種在野外粗穿的衣服，有時候一年半載也難得洗一次。
警探們問：「你記不記得是怎樣丟掉眼鏡的？」納森說，可能在他絆跤的時候，眼鏡便從胸前的衣袋裡掉出來了。
「你什麼時候絆的跤？」警探們追問道，「星期六還是星期天？」
「一般來講，我的記憶力是不錯的。」納森答曰，「但是我確實記不起是星期六或星期天在他們撿到眼鏡的那個地方摔的跤，不過算來應該是星期六。你們還記得我剛才講過的嗎？那天我們看見了三隻費拉爾鳥，我想打下一隻來做標本，所以換上了橡膠靴子。那雙靴子又大又笨重，而且不合腳，故而跌倒的可能性比較大。」
警探們把眼鏡遞給納森，請他揣進胸前的衣袋裡，示範他是如何跌倒，眼鏡又是如何掉出來的。納森往前一撲，雙手撐地，眼鏡並沒有掉出來。又試了幾遍其他的姿勢，還是掉不出來。
警探們讓納森將外套脫掉，放在地上，再倒提著撿起來。這一次，眼鏡掉在了地毯上。
但這一切又能說明什麼呢？納森·里奧普完全可能是在與綁架謀殺案毫無關係的一次野外活動中丟失了眼鏡。也就是說，辦案人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調查的結果，只是否定了他們手裡僅有的一件現場物證。
也許是不甘心吧，幾位警探並沒有就此放納森走人，而是開始了進一步的盤查，詢問他案發當日，即5月21日，星期三，從下午到晚上的全部行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