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派克曼博士失蹤的前一天，韋斯特教授要我幫他取一些血來，說是第二天上課用。他說：「我需要一品脫（等於0473升——筆者注）。」我從他的架子上拿了一隻玻璃罐。他又說，「到馬薩諸塞總醫院去把它給裝滿了，如果可能的話。」
11月23日，星期五，下午差一刻兩點時，我看見派克曼博士朝醫學院這邊走過來。他當時正在弗魯特路上，走得很快。我因為說好了兩點鐘到樓上幫福爾莫斯教授幹活兒，就上樓去了。過了一會兒我下來關上前門。我想我在福爾莫斯教授那裡呆了大約15分鐘。然後就去韋斯特教授的實驗室打掃爐子，但他的門從裡面插上了。我又試另一扇門，發現也給插上了。我覺得我聽見他在裡面走動，還有嘩嘩嘩放水的聲音。我上到二樓，想從學生實驗室的樓梯繞到他一樓的後門，但還是進不去。
那天下午我沒有再去試他的門，直到很晚了，大約5點半鐘，我在廚房裡聽見有人從後面的樓梯上下來。走出去一看，是韋斯特教授，手裡擎著一支點燃的蠟燭。
那天晚上我沒有見到韋斯特教授。我吃過晚飯就去格蘭特先生的舞蹈學校開派對，10點過後才回來。我先到廚房換下衣服，點了一盞油燈，然後開始對樓里所有的門窗進行例行檢查。我查的第一扇門是韋斯特教授的實驗室，已經從裡面閂上了。我又去旁邊的解剖實驗室，那兒的樓道里還有一扇通韋斯特教授實驗室的門，也鎖上了。我是想去滅掉解剖實驗室的燈，因為那天的解剖課上到晚上10點。但是裡面黑著燈，一個人也沒有。自打我到了醫學院，還從沒見過在有課的晚上韋斯特教授的實驗室像這樣關著門。
星期六早晨，教授實驗室的門還是鎖著，但解剖實驗室樓道的門卻被打開了。我分明記得頭天晚上我親手插上了這扇門。當時我以為，大概有學生被我關在裡面了，就沒再多想別的。我又試了試韋斯特教授實驗室的門，幾道門全都鎖著。沒過多久，教授來了。
我跟在他後面，看見他掏鑰匙開門進去，又用鑰匙打開通二樓實驗室的門。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利托菲爾德先生，請幫我生火爐。」我生好火爐，問他還有沒有別的事，他說沒有。後來我又見到過他，我想是11點鐘左右，他胳膊里夾了一卷報紙包著的東西。我給了他15美元鷹式金幣，那是我替他賣票給瑞奇偉先生，一位醫學院學生的錢。從那以後，韋斯特教授實驗室的門又都鎖上了。星期六本是我掃地的日子，我試過好幾次，我能聽見有人在一樓實驗室裡面走動，但就是進不去。
星期天白天，我一直沒看見韋斯特教授，但他的實驗室還是鎖著的。傍晚，我正站在葛洛福北街和卡乎爾先生聊派克曼博士失蹤的事，韋斯特教授來了。他劈頭便問：「利托菲爾德先生，上星期的後半周，你有沒有見過派克曼博士？」我說：「見過，星期五大約一點半的時候。」他問：「在哪兒？」我說：「就在這兒。」他說：「那正是我交給他483美元和一些零頭的時候。」他接著說，他們交錢的地點是在實驗室的桌子處，博士收了錢也沒有點數，就三步並作兩步匆匆忙忙地走了，一面說他馬上到劍橋註銷抵押契約。韋斯特教授說，「我想他已經註銷了，但我還沒來得及去契約註冊辦公室查對。」
星期一，我試了兩次想進韋斯特教授的實驗室替他生爐子，但是進不去。後來前面門鈴響，是帕克·布拉可先生（派克曼博士的親戚兼財產管理人——筆者注），他想見韋斯特教授。這次教授開門了，說帶他進來吧。我帶著布拉可先生進去。那時應該是10點半左右。11點半我又去他的實驗室，發現門又鎖上了。
警察是12點來的，肯司利先生和史達威警官，他們要求見福爾莫斯教授，我就帶他們上了樓。不一會兒，福爾莫斯教授過來對我說，讓我領他們各處看看。肯司利先生說先去韋斯特教授那裡。我去敲門，實驗室的門還是鎖著。過了幾分鐘，韋斯特教授打開門。我告訴他警察來了，來找派克曼博士。我記不起他說了些什麼。他讓我們進去。我們穿過二樓實驗室，再從樓梯的後門進到樓下的實驗室。我帶著警察看了樓里的各個地方，還去了頂上的閣樓，後來他們就走了。
星期二早晨，韋斯特教授的門又是鎖著的。9點半，或者10點，我用鑰匙開了門，發現他就在裡面。他戴著帽子，穿著連身的工作服，好像正在忙著為12點鐘的課作準備。我繞過桌子時發現他的火爐里已經生了火。那天，警察又來了，其中一人說：「我們去韋斯特教授那裡。」
我到樓上，發現學生實驗室的門沒有鎖，但從裡面插上了。我使勁敲門，沒人應。我又敲，過了一兩分鐘，韋斯特教授才開了門。我告訴他警察想看看實驗室。
所有的人都進到他的房間里。我記得好像是柯拉普探長走到密室的門口。那間密室我是進不去的。韋斯特教授說：「裡面都是我的貴重物品和危險品。」柯拉普探長沒有進去，故意裝作很害怕的樣子，也沒怎麼朝裡面看。大家又一起從後面的樓梯下去。經過衛生間時，柯拉普探長問了一句：「這裡面是什麼？」當時，韋斯特教授落後我們大約3英尺，我說：「那是韋斯特教授自己的衛生間。」我認為，韋斯特教授這時候是故意轉移警察們對衛生間的注意，他拉開旁邊燃料儲藏室的門說：「先生們，這邊還有一間房。」眾人於是都涌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