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色皎潔，眼前的一切都黑白分明。她帶我急走了十來分鐘，然後走進一座廢置了的屠宰場。即便在冬季，我仍然聞到一股遺存的騷腥味兒。
由於月色皎潔，所以眼前的一切都黑白分明。她帶我急走了有十來分鐘，還走了一大截下坡路，好像是到了乾溝裡頭，然後走進一座廢置了的屠宰場。即便在冬季，我仍然能聞到一股遺存的騷腥味兒。據說這兩年，高地上可宰的牲口越來越少，已經關閉了好幾個屠宰場。有的就此廢棄了。有的，比如這一個，改作剪毛站。也就是說，到來年初夏時節，本場畜牧隊和附近好些個牧業公社大隊都會把羊群趕到這兒來剪毛。公家的人則開著一輛輛布滿塵土的舊卡車，長途「奔襲」千百公里，從各地趕到這兒來收購高質量的羊毛。岡古拉會派出一大批出色的剪毛能手，聚集在各剪毛站上，為農場賺取這份辛苦的手工錢。剪毛站的收入（再加上農場自己賣羊毛的所得），能給農場發上兩三個月的工資，應該說也是一筆不小的財政收入。高福海當然得重視這檔子事，於是明令由小分隊來管理各剪毛站。小分隊還受各公社大隊的委託，監督那些趕著羊群來剪毛的牧民，以防備他們趁遠離公社大隊領導之機，偷宰偷吃集體的羊只。這方面的工作，只是義務幫忙，並無酬勞。但你監督得好，羊只丟失得少，明年人家還上你這兒來請你剪毛，還讓你賺這份手工錢。要不，人家就上別處去了。
馬桂花匆匆把我帶離她家後，一直緊張地下意識地拽著我的手。走出好遠了，快要下大坡了，她才把手撒開。在她那隻小手的牽握下，我的手從冰涼，微溫，到發熱發燙出汗。而她的小手卻一直是冰涼的。她帶我去的這個屠宰場（剪毛站）離場部最近，規模也最大，分工歸她負責管理。她在這兒擁有一大間歸她使用的房間。房門上掛著的那把鐵鎖，我想肯定也有一公斤重。門打開後，她搶先衝進屋，風捲殘雲般，把晾曬在鐵絲上的某些不宜讓男人看到的女性專用物件，還有一早出門時沒來得及歸置起來的一兩件臟衣服，一兩本舊書，一兩頁用來練習鋼筆字的廢紙，一兩塊放在火牆上早已烤得焦硬焦硬了的苞谷饃片等等等等，一古腦兒地搶收下來，扔進床底下那個用馬口鐵皮製作的大卡盆里。甚至把兩雙剛洗凈晾起的襪子，也一併給收了起來。
「您坐……坐……我這兒挺髒的……」她自己卻不坐，一直在屋子中央惶惶地直轉圈；一會兒說：「給您燒壺水吧？」一會兒又獃獃地自言自語似的問：「我爸會找到這兒來嗎？他這人看著憨厚，其實特別聰明……」並不時走到窗戶子跟前去傾聽外頭的動靜，顯得特別的焦慮和不安。
「剛才聽你跟你媽說，你老爸和朱副場長李副場長，還有趙光的爸爸，暗中都在反對高場長。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問。
「這……這……」她的臉微微紅起。說話的聲音一下低了許多，底氣也明顯不足。她似乎蓄意地要跟我迴避一點什麼。
「你估計，你父親他們這會兒帶著你表舅上招待所去找我，是不是趁機想把事情鬧大？」
「不清楚……」
「他們會找到你這兒來嗎？」
「很可能……」她心不在焉地答道，突然間緊張起來，衝到窗戶前，聽了一下，回過頭來對我低聲地叫喊道：「他們來了……您聽到了嗎？」我側耳細聽了一下，可什麼也沒聽到。她卻堅持說：「他們來了……我聽到他們腳步聲了。他們真的來了。你別出聲。」她一把拉起我，把我送上「閣樓」，安頓在一個特別黑的角落裡，然後又快速跑下去，從窗戶里跳出，把房門反鎖上後，又從窗戶子里跳回來，插好窗戶插銷，滅了燈，一溜小跑，回到「閣樓」上，緊挨住我，屏住氣，靜靜地坐下。
沒過多大會兒工夫，窗戶外的大空場上果然響起一陣雜沓的腳步聲，直衝著這大房子而來。還果然就是馬桂花她爸和朱副場長等人，拿著手電筒朝這屋子的窗戶子和門扇上直照晃。有人在說話(好像是趙光他爸趙大疤)：「門鎖著底哩。」一邊說，一邊還用力撥弄了一下那一公斤重的大鎖，大概是在核實它是否真的鎖上了沒有。「肯定上這兒來了。」第二個說話的人便是馬桂花她父親。不知前邊我是否已經介紹過，她父親是場部子女校（小學部）的教務主任，其人經歷不凡。要用我自己的話來描述，這是一個「聖徒」式的人物。無論長相，還是氣質，還是多年來的行為，都很像西方早期宗教繪畫中的「聖徒」。黝黑清瘦的臉龐，細長的身軀，略略地前傾著；深陷的眼窩裡永遠蘊含著一種疲憊執著而又麻木獃滯頑強的神情。給人總的一個感覺，他總是不知疲倦、毫無悔意地在關注著自己以外的這個世界。惟一欠缺的是一件中世紀時留下的用粗亞麻布縫製的聖袍了。那是一種寬大的帶頭罩的深棕色的道袍。不記得我是否跟你們說過，他當年正經是個「黑戶」。也就是說，他是個盲流人員。豈止是盲流，準確點說，他是「逃亡」來的。大約也就是在我現在這個年齡的時候，他從老家「逃亡」到岡古拉。「逃亡」前是河南上蔡，還是河北獲鹿，還是湖南桃源一所縣中的教員，就記不太清楚了，反正是一個中學教員。當初不知因為了怎樣的一檔子事，跟縣教育局的領導鬧翻了。據說是他支持高中年級的學生成立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後來查清這個研究會「幕後」，是由幾個返鄉度假的北大學生策劃組織的。）他們還要出版自己的油印刊物，並且已經試印了一期，到處散發。刊物對當時——五十年代中期盛行的某些農村政策說三道四，品頭論足。據說，這件事當時也是驚動了很高層面的領導，下令要力勸制止。一是不能私自成立什麼「研究會」，即便是「馬克思主義」的，也不行，尤其是不能搞什麼「油印刊物」。甚至動員了那些學生的家長出來做「說客」。最後只剩下幾名學生和這位馬老師，擰著脖梗，死活也不肯認錯。上面的意思是，學生可以不追究，但教師不認錯，就必須處置。學校領導找這位「馬老師」談話，希望他「懸崖勒馬」「好自為之」。他覺得自己沒錯。他覺得他們是真誠的，他們在油印刊物上說的一切，都可以公諸於世。縣教育局的領導覺得他實在太幼稚，便聯合縣公安局一起，給他下達了個留校察看，以觀後效的處分決定。這在當時來說，應該是很寬大了的。讓他在處分決定上簽字，他卻不簽。他說：「我沒做任何對不起革命事業的事。你們可以把我派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考驗，考驗我的信仰，我的忠誠程度。如果我經受不了這種考驗，再處分我也不遲。」由於態度不好，追加處分，開除教職，並明確告訴他，如果再不老實，就可能會被送去「勞動教養」。當時全家人都勸他去認個錯，他媽媽幾乎要向他下跪了。他卻說，請你們不要勉強我。我自有我的辦法來向這個世界證明我的忠誠。家裡人說，你現在連「飯碗」都丟了，還談什麼忠誠？他笑笑。不答。沒過幾日，趁一個清早，天還沒全亮，家人還都在熟睡之際，他悄悄地出走了，帶上最簡單的一點行李，沒跟任何人告別，也沒向任何人說明，一直向西，向大西北方向走去，尋找一個最艱苦的生存環境，以向世人證明自己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忠誠程度。既沒有帶任何組織手續，也沒有帶任何身份證明，只揣著十斤糧票和僅有的十二元八角人民幣，作為一個「黑戶」，「盲流」，他在岡古拉落了腳……他當時是整個岡古拉高地惟一一個讀過大學，又教過中學的人。高福海在組建場部子女校（小學部）時，把他調來當了「代課教師」。因為「黑戶」身份，他的「代課教員」的身份一直轉正不了，就這樣「代」了十年課，拿了整整十年的十九元的月工資，也在乾溝底下那個「黑戶區」里住了整整十年。其實，從他進子女校的第二年起，就成了學校的業務骨幹，很快又成了校長離不開的「左膀右臂」：全校的課表是他排的；第一堂公開教學示範課是他執的教鞭；寒暑假期間對其他教員進行業務培訓，進修，也是由他來組織進行的，等等等等，但他的正式身份卻一直只能是個「代課教師」，也仍然只能住在乾溝底下的「黑戶區」里，以十九元的月工資領導著一群三十八元九角二和五十一元一角五的正式教員。對此，他一直毫無怨言。到第十一個年頭上，高福海才下決心把他從乾溝底下搬了上來，才摘去了他「代課教師」的帽子，入籍為在編的正規國家工作人員。那天，他們全家都抱頭痛哭了一場。他才給老家的親人發了一封信，這是自他出走，給家發的第一封報平安的信。信上說，「親愛的爸爸媽媽，你們好。我現在又成了國家正式承認的人了……我回到了革命隊伍中。我一切都好。我已經成家。你們的孫女也已經五歲了。我給她取名為『桂花』，以紀念老家門前場院里爺爺栽下的那兩棵桂花樹……」那天，也許因為實在太激動的緣故，「聖徒」一動筆，居然把女兒的年齡都寫錯了。其實那年，馬桂花已經快七歲了……
「門鎖底咧，他們沒在裡頭。」門外有人低聲分析道。
「不。他們肯定在這裡頭。他們也應該在這裡頭。」馬桂花的爸固執地說道，並用力地拍著門，叫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