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二十六 站在靈魂的人口和出口

祝磊在提筆寫下這些文字時,沒有半點要為自己開脫的想法。他「深知自己罪不可赦」。他後悔自己因「一時衝動」而走上這條「不歸路」。但他覺得,自己的這個「一時衝動」,並非偶然。「事情是因我經受不住『仕途升遷的誘惑』而起的。但實事求是地說,我並不是一個天生熱衷於仕途生涯的人。我多年來嚮往學術研究,醉心於教書育人。我不擅長於在人與人之間搞關係。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還可以說十分『厭惡』這種關係學。但不能因此就說,我走上仕途完全是一場歷史的『誤會』。在中國進行歷史性大轉折的關鍵時刻,需要一大批知識分子去操作這場改革。一大批知識分子因此進入政界掌權,這是歷史必然的選擇,是時代進步的需要,也是千百年來中國這個『以天下為己任』的文人傳統的新版照排。事情本身,應該說是應運而發,得盡天下之先機。問題在於,進入政界、手握大權以後,我,以及類似我這樣的少數分子,為什麼沒能保持住必要的清醒。按說,我們都是有知識有教養有頭腦的一代新人。雖然,我們不一定都讀過老版的《資治通鑒》,但我們這些人畢竟還是諳熟新世紀的『通鑒』的。結果,我以及類似我這樣的少數分子,還是在『清醒』這個老城門樓前潰敗了下來。這是否說明,『知識』並不一定就等於『清醒』;要做到清醒,的確還需要『知識』以外的許多條件來做保障……」

「要說清楚我的犯罪原因,就不能不說到那起『侵吞職工股事件』。我要鄭重地申明,這個事件肯定是個圈套。被我槍殺的那個張秘書,也肯定是讓人利用來對我設套的一個『工具』。那個設套的人非常了解我的為人,知道我素有韌性,可以忍受任何委屈和煎熬;同時他們也知道,像我這樣一個平時很少發脾氣的人,一旦發起脾氣,就不可收拾,就可能幹出一些很難想像的事情來。因此,他們認為,不管我採取哪種方式來應對他們這個『圈套』,結局都只會有利於他們。如果我默默地咽下他們給我設下的這顆苦果,我自然就會像他(們)希望的那樣.自動從他(們)視野中完全消失,不再成為他(們)的一個障礙和阻力=假如我衝動發作起來,大概也會把自己毀滅了。他(們)可能沒想到,我竟然會使用如此激烈的方式來處理這檔子事。現在想起來.我的確不該由著自己情緒的驅使,如此愚蠢地鑽了他們的這個圈套……」

「他(們)為什麼要設套來害我呢?我希望我能儘可能地實事求是地把事情說清楚。」 ……祝磊說,在職工股事件發生的兩個多月前,顧立源曾經突然上他家「造訪」過。那天,他倆大吵了一場=(這大概就是被曹楠撞見的那一回。)前邊已經說過,顧立源自調省里工作以後,為人和行為方式突然間都有了很大的改變,依祝磊分析,他的這種改變並非是「做秀」,也並非一時心血來潮,頤立源在陶里根後期,權力太大,再加上他身邊的絕大多數人幾乎沒有一個敢在他面前說一個不字的。使他產生了這樣一種錯覺:他可以在陶里根說一切他想說的話,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祝磊寫道:「當時他就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他說,祝磊,干到這個份上.咱倆也就到頂了。咱們就在陶里根好好『造』吧。當時他確實沒有想到自己還可能有更大的發展。後來把他調到省里,以他的年齡和當時達到的級別,他意識到『副省長』可能還不是他政治生涯的最後一步。他還可能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這時,面對全省這樣一副幾千萬人的重擔,面對中央對自己更直接的領導和監督,他開始冷靜下來,重新調整自己。於是在他身上就產生了我們許多同志都感覺得到的那種『變化』。變化之一,就是跟原先那個所謂的『陶里根集團』的同志,只要不是工作必須的,就不再來往。只是由於工作的關係,他和我的往來要稍多一些,但那也嚴格保持在工作層面上……」

……所以,那天顧立源突然說要上家裡來看他,祝磊的直覺,一定是出什麼事了。果不其然,那天顧立源一進屋,未及坐穩,先問,家裡就你自己嗎?祝磊答,是的。說著,轉身想趕緊替顧立源燒水沏茶,因為家裡現有的開水還是隔夜的,而顧立源好喝茶,這方面還挺講究。在陶里根當市長前,喝花茶,三毛錢一兩的,大粗梗兒,夠勁兒就行。後來喝烏龍。再後來,聽一些從南方來陶里根投資的老闆說,真茶客都講究喝綠茶。包括紅樓夢裡那些大家閨秀、公子哥兒們,品來品去的,一定也都得是綠茶。他又改喝了綠茶。到省里後,經常接待外商,聽說又改喝了紅茶。而且還非得要加檸檬,只是仍然不習慣加糖。但不管喝什麼樣的茶,沏茶用的水一定得是新煮的。如果是用來沏新綠茶用的,那水溫還不能太高了,七十度足矣。特別講究的是,還不能直接用手去抓取茶葉。沏茶前杯子和茶壺必須預熱。貯存茶葉走氣、或混入其他氣味兒,更是大忌。至於用隔夜的開水去沏茶也會讓人掃興至極等等等等。祝磊了解他的一切癖好,所以才會提出要為他去新煮一壺水。「不用。我一會兒就得走。」顧立源擺了擺手說道。「那你喝啥?」祝磊若有所失地問,好像為此而喝不好茶的是他自己似的。「不用。我說不用就不用。」顧立源指著自己對面的那張舊沙發,對祝磊強調道。意思是讓祝磊趕緊坐下,別再跟他噦嗦茶的事了。於是祝磊只得勉強坐下了。

「老饒最近來找過你沒有?」顧立源問。他說的「老饒」,就是饒上都。

「沒有。」祝磊平靜地答道,並反問,「怎麼了?」

「嗯』…一」顧立源沉吟了一下說道,「他最近可能會來找你。」

聽說饒上都最近會來找自己,祝磊剛才那種「出事了」的預感,便一下變得實在起來。

「……我對民營企業家並沒有成見。」祝磊在材料中這樣自我辯解道,「……不僅不抱任何成見,而且對民企在我們整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是有足夠的認識的=我主管省城經濟工作的那個時期,是該市有史以來民營經濟規模效益最好的一個階段。但是,正因為我主管過一段經濟工作,跟許多民營企業家打過交道,它也使我深切感覺到,如何建立起一批相應的法規,並依法管理好這支充滿生氣、蘊藏著無限生機、肩負著歷史變革重任的隊伍,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老闆已然充斥我們社會各層面的各個角落。他們已經成為中國這塊大陸上舉足輕重的一支經濟力量,也即將會成為一支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他們是這塊大陸上最能吃苦的人,最富有的人,最活躍的人,但又是最不受人管、生活最奢華、最善變、欺詐工人和黑暗腐敗的事情幹得最多的一批人。我曾派人到一些建立黨和工會組織的民營企業里去做過明察暗訪。那些企業里的黨委書記、工會主席,或黨支部書記,站在他們的老闆面前.說得不好聽一點,幾乎跟兒子站在老子面前一樣,少有不唯唯諾諾的=至於那些明目張胆地拒絕建立黨團工會組織的老闆就更不用說了:打開近十年各地紀檢委、反貪局的反貪檔案,你一定能發現.每十起黨政幹部犯下的大要案中,足有七八起會跟某些老闆有關=這也難怪,在當今的中國,誰能一下就拿出幾十、幾百,甚至上千萬理金來購買權力為自己服務?只有一種人,那就是這些老闆和包工頭=黨政幹部一批又一批血淋淋地倒下,這只是結果=這些人也是罪有應得。社會機構當然也需要從結果上去堵:但是.自古以來有個規律也是鐵打一般的不可違背的:不去清源。哪來的河清有日?!!

「饒上都在陶里根的開發初期.的確有功.而且還應該說是有大功的。那時許多條條框框都還沒破除.不少公家辦事機構的工作人員,觀念落後,精神惰性更強。你沒法指望他們協同你去做一些開創性的大事。在那個時期.一批像澆上都郡祥,來自民間,有衝勁、無約束,甚至可以說身上還有點野性、少數的還犯有前科和種種『劣跡』的人,不管不顧,拳打腳踢.沖禁區.越雷池,辦成了一批在一般人看來想都不敢想的大事。」

而對於顧立源,祝磊寫道:「……我一直特別感慨這一點:上帝太眷顧我們這位顧代省長了。他真是一塊天生當領導的料。他真是擁有這方面全部的天賦。上帝太寵愛他了。」「他永遠不會停止他向前的腳步。他永遠走在被領導者的前頭。他永遠讓你受到鼓舞,受到激勵和指引。但在陶里根的後期,我卻極其痛苦地發現,他變了。就像他調任副省長後,人們感覺到他又一次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樣,現在回想起來,當時他的變化似乎是發生得那麼突兀,但確又是那麼的自然……」

祝磊舉了個例子:當時,饒上都做了個二十萬平米的房地產開發規劃。其中四分之一搞經濟適用房,其餘的一半建高檔低密度板樓,另一半用來建別墅區,也就是後來邵長水奉命去陶里根找勞爺談話,在那片柞樹林前所看到的那些出售率和人住率都很低的獨幢別墅群。他倆都覺得,要充分估計到國內中產階層的形成,以及迅速增多的富商富豪們的需求,他們一定會考慮購置度假、休閑用的「第二套」或「第三套」住宅。對別墅的需求肯定會是今後十年二十年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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