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心和潘隊長的分歧既是思想性的，又是年齡性的。他們是兩代人。我一直認為，現在的時代和過去的時代有一個最重要的區別，那就是年輕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世界觀，完全是不一樣的，而且差別巨大！
我所謂的年輕人指的還不是那種被稱為「新新人類」的另類一族，而是指一般生理意義上的年輕人，如安心和我這樣的人。
我們也受過正統的教育，經過一個或數個工作單位的職業訓練，我們不是那種無所事事、晃晃悠悠、生活支離破碎的性交愛好者，也不是那些把身體當塊抹布，只看重自己的感覺，只要自己開心就好的問題少年。我們從小也和那些中老年人一樣，至少也不次於他們地熟知各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愛國主義的理論和口號，以及四項基本原則、五講四美三熱愛之類的大道理，但我們還是和他們不一樣的。除了在紀律、法律和團體的規定下在某些場合必須做出同一個表情和同一個動作之外，我們和上一代人幾乎什麼都不一樣，從裡到外，都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
安心和潘隊長在那間小客房裡發生的爭執看起來是事務性的，實際上與他們的年齡及世界觀的差異絕對有關。潘隊長不同意由南德公安局給安心開具結婚證明，他認為南德公安局無論是作為安心的工作單位還是作為她的真實戶口所在地，都不適於出現在安心結婚手續的公開文件上。雖然毛傑這個案子已經時過境遷一年多了，看上去已經沒有什麼現實的危險，但這是規定，這是組織上的規定。安心作為一位受到正式保護的人員，在未經請示上級公安機關批准之前，誰也不能私自做主公開她的身份。另外，潘隊長還嚴詞禁止安心繼續使用安心這個名字：「你在北京還用這個名字就已經不對了，再把它公開寫到結婚證上就更不對了。你的這個身份證當時為什麼沒有交回來？你應該交回來交給局政治處封存保管。我要是將錯就錯批准你用這名字結婚我就等於犯錯誤啦，再說開結婚證明要到市局政治處去開，也不是我點個頭就能開得出來的。」
安心說：「您和政治處方主任不是很熟嗎，您去找他說說開個結婚證明又不是什麼大事，又不是什麼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事。我結了婚以後自食其力再也不給組織上找麻煩了還不行嗎，我討厭這麼隱姓埋名神神秘秘地過一輩子！」
老潘說：「方主任也沒有這個權利，你是經局黨委討論同意並報省廳政治處備案以後才採取保護措施的，方主任是搞政治工作的，應該比我更講原則更守規矩，怎麼可能私下裡一個人做主就把上級組織的決定給破壞了？除非局黨委為你這事再討論一次，把你的保護措施給撤了，把你這個被保護對象的身份給取消了，那我們給你開。不就是開個證明嗎，不就是結婚嗎，我們蓋個章，證明你目前未婚獨身，那是很簡單的事！」
潘隊長的意思，這個證明還是要到北邱開，他可以向局政治處反映一下情況，讓政治處管這事的幹部和北邱市公安局打個招呼。結婚證明上還是得用何燕紅這個名字。除了安心總是不按規定用化名這件事之外，老潘還批評了她不經請示擅自跑到南德來的行為，老潘說：「你現在也不算是緝毒大隊的人了，也不算是現役民警了，我也不好再多說你什麼，你要還是我隊里的人我非好好扭你不可，我非讓你今天就立刻給我回去，回北邱回北京回哪裡去都行！」
安心有些委屈，甚至，有些生氣。她情緒低落地說：「您不是一直在訓我嗎，您都訓我這麼半天了，從昨天晚上一直訓到現在。我以前還覺得我在您心裡的印象挺好的，現在才知道您這麼討厭我。我都不知道什麼樣的人才能讓您滿意了！」
老潘這才住了嘴，沉默片刻，嘆口氣，說：「我過去，有一個同事，我記得我好像和你說過的。那是我在沙茅地區公安局工作時認識的一個同事，他是昆明市公安局的一個緝毒幹部，在一個案子上用偽裝身份做情報工作，和幾個販毒的人混成了朋友。
他們拉他一起干毒品生意，他就跟他們干，算是打到他們內部去了。後來連境外的販毒集團也都信任他了。省廳就派他在沙西公路旁邊開了一家加油站，販毒組織就拿這加油站當據點，他就利用這個據點給我們送情報。這個據點離沙茅很近。沙茅地區公安局就是由我負責跟他聯繫的。我們一直配合了八年，靠他省里破了很多大案。這個同志為了掩護自己，不暴露身份，八年沒有談戀愛結婚，八年隱姓埋名不和自己過去的親朋好友來往。他是曲靖人，省里派人以他朋友的身份把他的父母從曲靖農村悄悄接到昆明住下來，他八年來只回昆明見過他父母三次。連他父母都以為他早就下海經商去了。直到八年後他犧牲了，大家才知道他是那樣一位無名英雄。安心，我不是主張你不結婚或者跟誰都別來往，你的情況跟他也不相同，我跟你說這個人只是想說一個人的素質！這個人犧牲的時候才三十五歲。他這一生，非常偉大，非常崇高！他比我年輕，可我非常敬佩他。我這一輩子，真正敬佩的人不多，他算一個。」
安心並沒有如她的隊長所期望的那樣，被那位隱姓埋名最終獻身的同行的事迹所打動。她平靜地說：「隊長，這樣的人，我也敬佩，但我沒法學他，我不想像他那樣生活。我是個女的，我需要結婚，需要孩子，需要和一個愛我的人在一起，需要常常回家去看看我的父母，他們年紀大了我也要照顧他們。我想過一種正常的生活，過一個普通人的正常的生活。隊長，您別要求我那麼高了，我可能天生就做不了一個偉大的人，崇高的人。我想做的，只是一個清清白白的人，一個快快樂樂的人。能做到這樣我就滿足了，就夠了。」
潘隊長默然聽著安心滔滔不絕的「人生獨白」，他半天都沒有說一句話，那不免失落的表情看上去有幾分孤獨。最後，他點了點頭，只是吸聲說了一句：「好，我理解。」
潘隊長的樣子，他的沉悶蒼老的神態，讓安心心裡又有幾分不忍。她並不是成心想讓隊長對她失望的，她不想讓隊長為她剛才的話而感到難過。她說：「隊長，你是不是覺得我變了，變壞了，是嗎？」
老潘搖了搖頭，再次說了句：「你的想法，我理解。」他停一下，又說：「你在北京那樣的大城市裡呆了那麼久，大城市的年輕人都是另一種生活，另一個想法的，我可以理解。」
他說完，看了看錶，做出要走的表示，他問安心：「我今天就去找政治處讓他們幫你給北邱打電話，你打算什麼時候走？」
安心說：「明天吧，明天早上八點半有一趟去北邱的火車。我一早就走。」
潘隊長從隨身帶著的皮包里，取出一個紅市包包，放在床上，說：「這個東西先借你用一天。今天是潑水節，我岳母是傣族人，我請了兩天假回一超大理，是中午的火車。明天早上我叫人來這兒接你們去車站，你把這個還給他就行。」
安心拿起那個紅布包包，打開來看。在沒打開之前她已經知道了那是什麼東西。
那是一把半新不舊的「六四式」手槍，安心認出來，就是她原來佩的那支。
安心把槍重新用紅布包好。本來她想說不用的，但怕再傷老潘的一片好心，所以她收下了。正如老潘說的那樣，也許真是因為在北京這種大城市裡住得太久了，現在她對邊境地區這種司空見慣的「鬥爭氣氛」和正常的警惕性，已經感到有點滑稽。
她把老潘送到走廊上。這樓上的房子都是後隔的，走廊漫長而曲折，她捐了兩個彎還走了十多米冤枉路才把老活送到樓梯口。她對老潘說：「隊長，我知道，我今天讓你生氣了，我沒能做一個你心目中最優秀的那種人，讓你失望了。我不是有意的，您心裡別恨我。」
老潘站下來，低頭想了一下，抬頭看安心，他的眼角很難得地現出了一絲慈祥的笑意，他說：「你已經很優秀了。你希望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享受一點家庭的幸福，都是對的，別當是壞事，別覺得不好。我說的那個人，那是很個別的例子。只是我一想到他，就覺得很難過。希望你也能理解我，我們這些人的感情就是這樣的。你今天說你也敬佩這樣的人，你也承認他這樣生活很偉大，很崇高，這我就很高興了。真的，你比我那個兒子懂事多了。這種事感動不了我兒子，他聽了那個人的事情，就說那個人的腦袋準是有毛病……」
倒是老潘的這幾句話，讓安心有了幾分感動。至少，有種很親切的感覺，就像老潘一直在她心目中的那種感覺一樣。
老潘苦笑一下，又說：「我從小就不停地跟我的兒子講道理，講這些故事。現在看來，講多了，沒有用。」
安心把老潘一直送出旅館，老潘走了。安心站在旅館的門口發愣。我也看到了老潘微駝的背影，他穿著一件已經洗舊的深灰色的便衣，頭髮很粗很亂，那背影幾乎像一個勞累半生的農民。
如果不是安心認識他，如果我在北京繁華的街頭碰上這樣的人，我肯定會把他當成一個外地的農民，當成和我們距離很遠很遠的那種鄉下人。
我和安心，回到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