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百祥率先開始，話題還是從今天的壽宴扯起：「梅書記，你是不知道，今年這個生日可是我們硬逼著吳總過的。以前吳總從不給自己過生日。今天我們是把你梅書記抬出來了，說你也要來，吳總才辦了這頓飯。」
梅啟良笑笑，說：「我也一樣，基本上不過生日。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受共產黨教育，動不動狠斗私心一閃念，到現在都落下毛病了。」
鄭百祥滔滔不絕：「這是觀念問題，實際上私心不是壞東西，私心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我們搞企業管理，也是先要解決好職工的個人利益問題，才能調動起他們的積極性。就好比解放戰爭的時候，共產黨只有搞了土改，把地主的田地和浮財分給農民個人，才會組織起數百萬支前大軍，那些農民出身的解放軍戰士才會拚死而戰。農民戰士心目中的共產主義是什麼？就是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說到底是『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毛澤東不實現不承諾他們的個人理想，能三年打垮蔣家王朝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搞到現在，才悟出私有制也不是壞東西。現在咱們國家的憲法雖然不像資本主義憲法那樣開宗明義地規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至少也明確提出了私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依法受到國家的保護，這也是歷史的覺悟啊，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
鄭百祥話里的話，梅啟良當然聽得明白，但他精明就精明在故作遲鈍上。他說：「哎，憲法這麼修改，是根據情況的變化。即便是現在，公有制仍然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下一步吉海市委要根據省委的統一部署，好好抓一下國有企業改革的部門，你們長天這種大企業，可要帶頭搞出點經驗來。」
吳長天說：「國企改革最大的難點，依我看，就是沒有真正意義的企業所有者，也就是說，國企沒有業主。它的投資決策、利潤回報、長遠發展，對企業各級經營者的獎勵和控制，這些業主職能還真沒有人來投身進去操心勞力地負起責任。現在國企的業主是誰呢，是國家。國家只是一個概念，不是具體的個人。國家專職管理國有資產的部門，也只是一個機構，這些機構的負責人隔幾年就正常調換一批，從本能到心態，都不可能像私營業主對自己的企業那樣同生共死。即使能，也施展不了，國有企業上上下下的人事環境多複雜呀，口舌是非太多，各方面都管得太死。要是管得鬆了，又容易出雲南紅塔的褚時健這種典型。國家有關部門作為紅塔的業主，怎麼管褚時健的？他有那麼大的功勞。為國家創造了那麼大的財富，國家又給了他多少物質激勵和獎賞？很少很少。那麼好，你不獎賞他，他自己來。他弄了上億元的一個小金庫，非一日之功吧，誰又發現他了？誰又制約他監督他限制他了？國企的頭頭兒，恐怕不止一個褚時健吧。」
見吳長天略略有些激動，梅啟良笑著幫他鬆弛：「怎麼啦，你也想當褚時健？」
雖然是鬆弛的話，在吳長天和鄭百祥此時的情態下，卻說得針鋒相對、劍拔弩張。鄭百祥正色道：
「我們要當褚時健早當了，比他方便多了。去貪賬上的錢，沒有比這個更蠢的了。這次我們吳總親自策划了一場戰役，兩個月內在股市上凈賺了好幾個億。我們個人要是想撈點外快，自己悄悄註冊一家公司或者讓自己的子女進場跟庄，也是足以一夜暴富的，可這種事我們想都沒想，掙的錢全是公司的。這並不是怕你們政府的那點監督，我們是信了吳總從曾國藩那裡學來的『自概』之論，自己管住自己。」
梅啟良糊塗裝到底，一本正經地說：「這不正說明，你們自身公而忘私，思想上對自己嚴格要求嗎，要總結國企的成功經驗，領導班子清廉自律，就是很重要的一條嘛。」
梅啟良偷換前提的企圖既明顯又巧妙，吳長天不得不把意思再緩緩地撥回來：「我們之所以不這麼做，是因為我們這幾位長天集團的主要創始人，始終是把公司當做是自己的。長天集團是靠我們自己籌集資金，自己艱苦奮鬥，從小到大拉扯起來的。如果是你市委任命幾個幹部，政府給足了投資來搞的話，不可能是今天這個樣子。」
梅啟良在節骨眼上倒是一點不糊塗了，毫不遲疑地跟了一句：「哎，吉海的大型國企有不少家，大多數都是市委任命的幹部，政府投的資，也有不少搞得很不錯嘛。你們剛才說的那些現象，在有的國企確實是存在的，可你們概括出的結論，還有你們那個觀點，可有點問題。」
話既然說開了，而且說到了這麼深的層次上，吳長天當然不能退回去了。他不疾不徐地爭辯道：
「國企搞得好的當然也不少，可仔細分析分析，都是各有各的特殊原因。有的是趕上了好市場，有的是藉助了某種壟斷體制，有的是因為領導者個人的能力品質。可是研究問題不能光從特例出發，而主要應該去研究常態。我說的這個常態，就是指人的本性。特別是我們中國人的行為動力，離不開一個『私』字，這是由幾千年文化傳統和歷史過程形成的，不可視而不見。中國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主脈，而儒家文化的中心就是人倫。中國的社會也確實就是這麼現實：一個人，做事情也好，盡責任也罷，都是先以自身為中心點，再一輪一輪地看出去，看這件事和自己的關係親疏遠近，然後再決定怎麼做、怎麼盡這個責。忠君是忠自己的君主，守孝是孝自己的父母，愛孩子先愛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母子女有吃有穿了，再管別人。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己及他。如果這件事不是為他自己做，而是為別人做，甚至僅僅是為一個空洞的主義、精神或者機構而做，那就不一樣了。在咱們中國，自古以來，為了個人而不顧家庭，為了家庭而不管團體，為了團體而損害國家損害民族損害天下的事，還少嗎？！國家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在大多數普通人的內心天平上，一般來說是自己的利益更重。雷鋒叔叔不是沒有，但現在可不是雷鋒輩出的時代了。宏揚雷鋒精神的現實意義不過是懲惡勸善，提倡公德和愛心，可不是在社會分配的機制上加速進入共產主義。」
吳長天的這套理論觀點想說明什麼，其實已經表達得相當露骨，但他有意地，並不聯繫自身的實際。梅啟良聽罷哈哈一笑，笑得更其老辣，他索性引帶著吳長天和鄭百祥二人，直奔主題，說道：
「你們說了半天，不就是想說長天集團的產權界定這件事嗎？你們也不是不知道，在中國，理論上允許探討的事，在現實中不一定馬上能辦。現實中能辦什麼，還是要看具體的法規政策怎麼說，啊。」
吳長天知道落實此事最終必然要歸結到政策法規上來，他胸有成竹地笑笑，說：「梅書記是一直關心我們長天集團的。關於產權界定問題，我們最近搞了些法規政策和財務方面的依據，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正想先送到您那兒，聽聽您的意見呢，明天我讓李大功給您送到黨校去。」
梅啟良點了頭，他點頭的神情是認真而又會意的，給了吳長天極大的寬慰。梅啟良也就自然地，適時結束了這個還難以馬上表態的話題。他站起身來說：「李大功呢，他是不是一個人在和那兩個女孩子跳舞啊？」
吳長天和鄭百祥也站了起來，說：「他們都在後面游泳呢，梅書記現在還堅持游泳嗎？」
並沒有誰提議，但他們一行人還是自然而然地走出了書房，向後面的游泳池走來，梅啟良說：「我哪還有時間游泳啊，我可是只有公沒有私，全部時間都忙著工作了。」鄭百祥揭發說：「游泳是過時的運動，現在梅書記改打網球了。我聽說梅書記打得不錯呢，反手尤其好。」梅啟良也不否認，說：「我是左撇子，右手又強，所以難防。」吳長天馬上把話接過來：「明天梅書記有空的話，我來安排一場球好不好。咱們兩個，正手對反手。」梅啟良說：「明天晚上我約了人談事的。」吳長天說：「白天也行，上午下午都可以。」鄭百祥在一邊提醒吳長天：「明天上午特種材料公司梁總工程師的遺體告別，你不是說要親自參加嘛，已經告訴家屬了。最近家屬對因公死亡的名分鬧得很兇。」梅啟良聽了便說：「你們忙你們的，打球有的是機會。」
後面的游泳池裡，李大功與那兩位第一次來的女孩兒正在互相打水仗。李大功採取集中一點，各個擊破的戰術，專攻那穿黑衣服的女孩。而那位叫艾麗的女孩則敵我不分，攻幾下這邊，打幾下那邊，機會主義，兩面樹敵。那位黑衣少女終於招架不住，登岸而逃，脫去了黑衣的身子倒是很白。李大功意猶未盡，上岸去捉。他剛才席間大概多喝了幾口酒，挺著發福的肚子在那位苗條女孩兒身後窮追不捨，見到吳長天、鄭百祥陪著梅啟良過來，也不顧忌，頗有些醜態。當著梅啟良的面，吳長天也不好喝止，怕壞了氣氛，只好用話替他遮掩：「今天梅書記來了，大家都高興，李大功今天也就讓他喝盡興了，我平時是難得讓他們這麼輕鬆一下的。」
梅啟良並未介意，應景地笑笑。鄭百祥則更是湊趣，居然不怕有失身份，竟幫李大功截住那沿岸嘻笑奔逃的女孩，一人抓手，一人抓腳，拖到池邊，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