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後的半年間，我都在埋頭工作。
這段時期做出來的義憶，好得連我自己都覺得奇怪。對現實厭煩了（或者說是被厭煩了）。因為對虛構的執著增加了，這麼說則有點不同。因為意識到餘生的開始而想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生存過的證明，這麼說也不太對。契機應該是新型AD帶來的記憶缺失。
如果失去記憶，創造力也會隨之下降，但實際上恰恰相反。忘卻對製造義憶產生了良好的影響。不剝奪知識只剝奪經歷的新型AD，對於像我這樣的類型的創作者來說是很有利的。對於那些用自己的經歷來編造義憶的義憶技工士來說，這種癥狀是致命的，不過，對於像我這樣從無中創造義憶的義憶技工士來說，經歷的遺忘並無法構成什麼問題。不僅如此，還可以擺開闊視野，破壞定性思維，獲得客觀性，釋放緩存（譯註：ワーキングメモリ……工作存儲器……譯緩存應該沒錯）來提高處理速度等，都是恩惠的結晶。
我想這或許就是藝術家們喜歡吸煙或飲酒的原因吧。對於以靈感為關鍵的職業來說，忘卻是很好的武器之一。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把第百行和第千行寫得猶如第一行一樣。成人的自由和孩子的自由可以同時兼顧。
如果個體同一性（譯註：指個體對自身及自己生活目標的意識）的依據是記憶的一貫性，那麼我就會日漸接近一個誰也不是的某個人。那一年的初冬，我將自己看做是與委託人與義憶之間設置的過濾裝置一樣的東西。它極其接近某種創作者的理想狀態『滅私』與。經過鍛煉而獲得的滅私不同，這只不過是我這種人按照字面意思（這裡的滅私直接引用了原文，與中文的滅私意思不同，『私』在日語里就是『我』的意思，所以說是按照字面意思「滅我」）在逐漸消亡所造成的次要現象。在那一年裡，我到18歲為止的記憶消失了。留在我體內的我，還不到一成。
十六歲時成為義憶技工士後一貫在家工作的我，從十九歲的秋天開始，開始漸漸地在辦公室里露面了。因為一個人呆著快要發瘋了。雖然由於自命清高導致現在沒有一個同事跟我搭話，但只要能切身感受到別人的存在，那就足夠了。自己屬於什麼的感覺，哪怕只是一點點也好，想感受一下。
我隱瞞了生病的事情。我比什麼都要害怕失去工作。那樣的話，我的存在意義就會漸漸消失。在這個世界就沒有容身之處了。新型AD的癥狀，如果保持沉默就不會被發現。看著放假結束就猛烈地開始工作的我，同事們似乎只會想「是久違的放假讓心情變好了吧」。
只有一次，我被邀請去酒會。那是聖誕節的前幾天。我戴著耳機默默地對著電腦，感到有人背後拍了拍肩膀。回頭一看，是一個同事——二十五歲往後的女性，名字不記得了——很客氣地說了些什麼。雖然沒有聽清內容，但是從嘴巴的動作來看，似乎在問我「不好意思，可以打擾一下嗎」。我摘下耳機，轉身面對著她。
同事說，現在要和幾個同事去喝酒，方便的話，你也來一起吧。我茫然地看著著她。是不是找錯邀請對象了？我環顧四周。但是當時辦公室里只剩下我們倆，她的眼睛明顯地直視著我的眼睛。
說不高興是假的。但是我反射性地答到。
「謝謝你的邀請。但是年內還有幾項必須完成的工作……」
我竭盡全力露出親切的笑容(不，那或許是自然的笑容)，拒絕了這個邀請。同事露出了有些遺憾的微笑，向我表示慰勞「請多注意身體」。
走出辦公室時，她朝我輕輕地揮了揮手。當我還在猶豫要不要也揮手時，她把門關上走了。
我放下剛抬起的手，拖著腮幫子靠在桌上。無意中向窗外看去，不知何時竟下起了雪。據我所知，這是今年的第一場雪。
同事最後說的話，一直縈繞在我的耳邊，震動著鼓膜。「請注意身體」。只是這樣一句話便高興得要死，只是這樣一句話便拯救了的自己真是悲哀得要死。
就跟快餓死的人類沒有消化能力一樣，我已經沒有足夠的餘力去接受別人的好意了。——說不定剛才的邀請是我人生的最後一次轉機。但是，假設如此，我想我可能無法活用這個機會。所以不管怎樣，都是一碼事。
*
想要直接見面會談，最後的委託人如此要求到。
這絕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只靠〈履曆書〉是不完全的，所以要和義憶技工士直接傳達期望。這樣子要求的人有很多。大多數人都深信自己最了解自己的期望。所以，他們總是會這樣那樣地要求。但如果義憶技工士做出來完全忠實於那個要求的義憶，能讓委託人滿足的卻很少。他們很急躁地說，這確實反映了我的訂單，但是缺少某種決定性的東西。到了這時才理解要正確把握自己的願望，也需要掌握技術並習慣這一事實。我們在度過不順心的人生時已經習慣了過度壓抑自己的願望，要想挽回那已沉入內心深處的願望，就需要進行專業的打撈訓練了。因此，即使委託人和義憶技工士直接對話，也得不到多少。弊大於利。
我對義憶技工士與委託人會面持否定態度，不過，是從另一個觀點來看。主要原因是義憶中會混有雜質。如果委託人見到我，認識了作為作者的我的話，當他們回想義憶時，就會順帶想起我。在義者的行為和言語背後，我的影子會不時地浮現出來吧。每次發生這種情況，都會加深義憶終究只是製造品的認識吧。
我不期望這樣。義憶技工士應該始終貫徹作為黒子的存在。（譯註：黒子，這裡引用的是原文，指日本歌舞伎演出者背後的輔助員。）儘可能地控制露面和發言。就算非要在人面前露面，也不可脫離義憶所想像的人物形象。而且要儘可能的做出非現實性的舉動。我們向委託人提供一種幻想，作為夢之國的引路人，絕不可以是隨處可見的一般人。
遵從著這樣的信條，我貫徹著不與委託人直接會面的方針。然而，四月下旬收到的一封信，卻極大地動搖了這一信條。信中的文章蘊藏著讓人想和筆者見面交談的魅力。每一個單詞都經過慎重挑選，以適當的順序排列成句。儘管如此，卻巧妙的隱藏了「精鍊過的文章」的感覺，如果不是以寫作為生的人讀的話就只是一篇讀起來簡單，通俗易懂的文章。迄今為止我從收過許多來信，但能讓我抱有如此好感的人還是頭一個。
委託人雖是一位高齡的女性，但她正確理解了義憶技工士這一嶄新的職業，並向這份工作表示了敬意。她的興趣是四處打聽義憶購入者的故事（她在信中寫到，比起「實際發生的事情」，我更關心「應當發生的事情」），應該是在那個過程中知曉了我的名字。
她寫了一些關於我製作的義憶的感想，而那感想卻出乎意料的深得要領。準確地稱讚了那些用心製作的部分。明明就連委託人本人都沒給過我如此細緻的感想。我想見見這封信的寄件人。能夠如此吃透我的工作風格的人想要和我會面的話，肯定是什麼不得了的事情。給信上記載的地址發了回信，我們約好五天後見面。
委託人在信中寫到，這是非常微妙的話題，如果不礙事的話希望能在診所外會面。對於什麼是微妙則沒有任何說明，我沒有多想便答應了。畢竟無論對誰來說，有關義憶的話題多少都是有些微妙的。
當日，我趕往指定的賓館，在咖啡廳里等候委託人。說是賓館，其實不過是偏僻鄉下的土氣小旅館。建築里的一切設施都是又臟又寒磣。地毯整體都褪色了，坐的椅子也是嘎吱嘎吱響，桌布上有著明顯的污點。不過，與咖啡的便宜價格不同，味道非常得好。不知為何，這個空間讓我想起了小時候的醫院。真是安詳的地方啊，我閉著眼低聲說道。
委託人比約定的時間提前了十分鐘出現了。我聽說她七十歲了，但是看起來比那還老。身體骨瘦如柴，每個動作都看起來相當令人不安，連坐在椅子上都像是劇烈運動，甚至讓我擔心能否好好對話。但那都是杞人憂天，一開口她就吐出了年輕明了的聲音。
委託人首先來向我鄭重地道歉了。腿腳不好，看起來沒有能好好走在不熟悉的路上的自信。很不錯的賓館呢，我如此說到後，她像是被親人誇獎了一樣高興的點了點頭。在那之後，又詳細敘述了一邊對我至今作品的感想。那是比信中更為恭敬且熱情的感想，我只好不好意思地低著頭。對於這種當面的誇讚我是沒有免疫力的。
在說了一陣感想後，她端正了坐姿，輕輕地咳了一聲。然後進入了正題。
她從提包里取出兩個信封，放在了桌子上。
「一份是我的，一份是我丈夫的〈履曆書〉。」委託人說到。
我來回看著兩個信封。
「是要委託兩人份的義憶嗎？」
我疑惑地問到，她緩緩地搖了搖頭。
「不，並不是這樣。丈夫他在四年前就去了那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