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胡風舉家北遷，在景山公園與什剎海之間的一所幽靜小院里安家落戶。他在院子的四角種上了四株樹：一棵梨樹，一棵桃樹，一棵白杏，還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四樹齋」。有人提醒他，這不是「四面樹敵嗎」？胡風只好放棄齋名，但在劫難逃，一年後即被捕入獄。
茅以升在20世紀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聞名於世，在50年代被迫檢討說：「我於1920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對於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他甚至給自己戴上「剝削者」的帽子，說「這種剝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現在錢塘江橋工程上，那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
張賢亮打成右派後下放農場勞動，有一天收工回來，看見一個鄉下人蹲在號子門口呼天喊地地哭，問他怎麼也會成為右派。原來他們縣要押送二十個右派來勞改農場，押送的人已經派好了，他卻想趁此機會到外面逛逛，非要爭取這趟差事不可。苦苦請求，領導才同意他跟另一個幹部一起押送右派。走到半路時，一個右派逃跑了。兩人向縣裡打長途電話請示辦法，縣領導說：二十個，跑了一個，不夠上級規定的指標了，就讓他頂那個空缺吧。
在反右結束時，孫靜軒和雁冀走到「大躍進」遊行的文藝界隊伍的最前面。他當右派，是「自己跳出來的最後一個」。因為他說過：「他媽的，這個也是右派，那個也是右派，誰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試試！」有人向上彙報了，他因此成為右派。
閻錫山臨終時給其親屬留下了六點遺囑：「一、一切宜簡，不宜奢；二、收輓聯不收挽幛；三、靈前供無花之花木；四、出殯以早為好；五、不要放聲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記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內，每日早晚各讀他選作之《補心錄》一遍。」生前，閻錫山還自作輓聯數幅，囑家人在他死後，貼在指定位置。貼在靈前的是：「避避避，斷斷斷，化化化，是三步功夫；勉勉勉，續續續，通通通，為一筆事功」。橫幕為「朽嗔化欲」。貼在檐柱前的為：「擺脫開，擺脫開，沾染上洗乾淨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來甚為難」。橫幕為：「努力擺持」。貼在院中的為：「有大需要時來，始能成大事業；無大把握而去，終難得大機緣」。橫幕為：「公道愛人」。貼在院門上的為：「對在兩間，才稱善；中到無處，始叫佳」。橫幕為「循中蹈對」。中間兩幅較易為人理解。對前後兩幅，憑弔者往往莫明其妙，不解其意。有人說「閻一生喜弄玄機。臨終還留此謎聯，讓人動腦筋」。
1960年，中南海懷仁堂上演郭沫若新編歷史劇《蔡文姬》，這是一部為曹操翻案的戲。羅點點回憶說，散戲之後，大家正在退場，一位將軍對他旁邊的人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得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康生等在場的人都笑了。
「大躍進」期間，楊獻珍到河南調查。當時的河南省，據報紙報道，樣樣都好得了不得，居全國第一，號稱千斤省。小麥衛星、玉米衛星、鋼鐵衛星，一個一個放，好不熱鬧。某衛星公社小麥畝產吹到7320斤。楊到下邊一看，衛星全是假的，普遍營養不良，人人患有浮腫病，還餓死了不少人，楊獻珍說：「這是叫花子共產主義，甚至比叫花子還窮，因為叫花子還多一條打狗棍嘛！」當時河南「假大空」名正言順，幹部的基本功就是要學會弄虛作假，在河南省黨代會上，一個縣委書記發言說：「不虛報，就不能鼓足群眾幹勁；不虛報，就不能促進大躍進的形勢；不虛報，就與群眾臉上無光榮……」楊獻珍跟河南省委辭行時，省委書記腆著臉說：「我們的缺點很多，就是浪漫主義多了一點兒。」楊說：「浪漫主義百分之九十九，現實主義百分之一。」
吳祖光到北大荒勞改，時值「大躍進」，農村的荒唐事層出不窮，畝產糧食萬斤、10萬斤地吹。因為說實話倒霉，人們均以沉默對待，至多在親朋好友之間議論。新鳳霞去河北農村勞動，親眼見公社幹部們如何指揮社員連夜把幾畝地的麥子移到一塊田裡，點上大燈，開起風扇猛吹（怕密不透風，悶壞麥子），然後向上吹牛說密植帶來了豐收。回到城裡，她把老舍當作好友，將此事告訴老舍，老舍忙叮囑她：「你千萬別跟人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