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去世前說：「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蒙文通年青時曾請教何拔儒：「先生，主流歷史學派不理解你，你如何想？」何拔儒淡然笑說：「歷史不是一次就寫定的，誰寫在最後，誰寫得最好。」何講了自己在留學期間聽到的許多故事：發現集合論的康托爾、發現非歐幾何的羅巴切夫斯基、發現群論的伽羅華，都是世界級的大數學家。康托爾、羅巴切夫斯基很年輕就獲得了教授頭銜，但是他們產生了新創見後，不被自己的老師、朋友、親人、同事所理解，並備受打擊，被逼瘋，被逼死或被逼去參加決鬥。這種現象也許長期難以改變，因此他願意埋名鄉里，多做些具體事，以等待明天。
皖南事變後，葉挺被捕，他在獄中以「六面碰壁居士」寫詩說：「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軀體怎能從狗洞里爬出！我只能期待著，那一天地下的火沖騰，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1949年春，解放軍越過長江，上海被解放迫在眉睫，很多知識分子考慮離開大陸去台灣。林同濟的父親認為孩子有太多「不良」記錄，「以你這樣的思想，和共產黨相處你是會遭殃的」，他勸兒子儘快動身去台灣。林脫口而出的話是：「中國若亡了，吾與汝偕亡。」
20世紀50年代初，陳寅恪對自己的學生汪錢說：「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的帶到科學院。碑文你要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來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王國維的學說。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經傳出去，也不會湮沒。」
陳寅恪說：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認為：中國自今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華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後漸衰微，終必復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