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王亞南說：「專制制度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啞子，一種是騙子。我看今天的中國就是少數騙子在統治多數啞子」。
周恩來在外交上顯現出極大的天分。有一次，一位美國記者問周恩來：「你們中國人為什麼把人走的路叫『馬路』呢？」周恩來回答：「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之路，簡稱叫『馬路』。」美國人又問：「在美國，人們都是抬頭走路，而你們中國人為什麼都低著頭走路？」周恩來答道：「美國人走的是下坡路，當然要仰著頭走，而我們中國人走的是上坡路，當然要低著頭。」
20世紀60年代初，章詒和與母親李健生在莫斯科餐廳吃西餐的時候，遇見聶紺弩，其時餐廳的服務員都神氣得很，催她們上菜，帶搭不理的，還從眼角看人。聶生氣了，對章兩人說：「什麼叫養尊處優？還用查字典嗎？她們的臉就是註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養尊處優。」在等著上菜的時候，李健生問聶的工作情況。聶說：「眼下的工作單位好極了。」李問：「好在哪兒？」聶回答說：「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儀）在一起了，你說這個單位（指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還不好？」
反右後，章伯鈞跟儲安平聊天，因為「我們都被隔離於社會，想深入研究中國的社會現象、思想現象已經沒有了基本條件。」他跟儲說：「我現在只能讀讀老杜。杜詩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種。看來，『少讀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接著又說：「我這裡搜集了許多版本不錯的英國詩集，有莎士比亞、拜倫、雪萊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詩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圖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還我。詩可讀，也可譯。」儲安平搖頭，說：「英國詩歌的高貴優美之處，在於常伴有一種沉重的悲哀和深諳世道的智力。比如，誰也沒有見到漢姆萊特父親的亡靈，但誰都相信這個丹麥王子的悲哀。從前讀來，是受其熏染，現在讀來，情何以堪？」
陳寅恪在抗戰時寫給勞干、陳述的信中說：「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謂國亡有期而汗青無日矣。」到了60年代，中共高級幹部胡喬木、陶鑄拜訪陳，陳談到自己的書稿難於問世，發牢騷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趕緊勸慰道：「出版有期，蓋棺尚遠。」
林昭身陷囹囿，其同學張元勛冒充未婚夫探監，林昭同樣機智回答獄方，事成。會面時，林昭揭示說：「我們這裡還叫『政府』！與他們說話,要先喊『報告政府』；在北大跟語言學家朱德熙先生學現代漢語,還沒聽見朱先生說過人變成了『政府』！在這裡謬誤已是習慣!」林毫不顧忌在場之「政府」，她高聲說：「這幫東西怎麼能是政府呢？我怎麼能相信他們是共產黨呢？」
林彪倉促「叛逃」，其乘坐飛機被空軍雷達發現，空軍司令吳法憲請示周恩來要不要攔截，周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文革」後期，馮友蘭、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四名教授進江青組織的「梁效」寫作班子，舒蕪作《四皓新詠》：「一、貞元三策記當年，又見西宮侍講道。莫信批儒反戈擊，棲棲南子是心傳。二、詩人盲目爾盲心，白首終慚魯迅箴，一卷離騷進天后，翻成一曲雨鈴霖。三、射影含沙罵孔丘，謗書筦鑰護奸謀，先生熟讀隋唐史，本紀何曾記武周？四、進講唐詩侍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義山未脫撏扯厄，拉入申韓更奈何！」
1979年，當張志新的名字出現在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各種媒體之中時，整個社會震驚了！無數雙善良的眼睛面對張志新美麗的眸子流下了淚水，一時間，人們用淚水寫下的詩歌傳誦在中國大地：
「她把帶血的頭顱，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讓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韓瀚：《重量》）
「一枝無產階級專政牌號的槍，對準了一個女共產黨員的胸口！……中國的良心啊，豈能忍受這種奇恥大辱，清明雨，洗不凈不清明的時候——野心取代了良心，獸性代替了人性，權力槍斃了法律，暴政絞殺了自由……」（熊光炯：《槍口，對準了中國的良心》）
「我們有八億人民，我們有三千萬黨員，七尺漢子，偉岸得像松林一樣，可是，當風暴襲來的時候，卻是她，沖在前面，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廈的棟樑！」（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給蔣經國寫信，以電報形式發到後者手中，其中談到蔣最愛的言論：「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國家。」大加讚賞說：「旨哉斯言，何不實踐於統一大業！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歷史有所交待；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吾弟一生坎坷，決非命運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繫於一念之間。……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廖還在信中說：「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余當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並面聆諸長輩教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清希珍重，佇候複音。」
唐德剛說：「中國的近代史就如過三峽，非兩百年不為其功，現在已快出峽，約再有三、四十年，中國的近代化發展就能走出坦途。」此為他一生治史之結論：「三峽論」。
李敖說了這麼一句話：「神話有三種：第一，盤古開天地；第二，台灣獨立；第三，台灣反攻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