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始終支持漢奸汪精衛。直到1944年汪精衛死了，胡適在11月13日的《日記》中，不但無隻字譴責汪叛國當漢奸之罪，相反大動憐憫之心寫道：「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1945年7月，蔣介石派國民參政會議代表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等五人訪問延安，毛澤東一見傅斯年就以學生身份請傅代他向胡適問好，傅就便和毛做一夜長談。毛給傅的的印象跟北大時可謂有天壤之別：北大時毛澤東是窮弱書生，旁聽者，傅是風頭人物，學生領袖；延安的毛澤東有很強的個人權威，氣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風並不民主。毛陪傅斯年漫步禮堂，看到各地領導獻來的密密匝匝的錦旗、決心書等，傅情不自禁地說：「堂哉皇哉！」
陳光甫對王世傑說，國民黨若自動取消一黨專政，可說是「一種不流血的革命」。
張季鸞看重記者的作用，他對徐鑄成說：「成熟的記者應該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不是有許多曾做過記者的嗎？」他又說：「我們報人不可妄自菲薄，報人的修養與政治家的修養實在是一樣，而報人感覺之銳敏、注意之廣泛或過之。」
張季鸞以國士自許，他對王芸生說：「只要不碰蔣先生，任何人都可以罵。」
晏陽初說：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領域內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這樣，你才有作實驗的絕對自由，這是能充分發揮自己智慧的惟一方法，否則，你就會由於放棄原則而失敗。
胡風曾給綠原寫信，談到盧卡契：「我們只要能有這樣的理解，就好辦了，其實他說的也只是常識，但他能懂得，而且有決心這樣做，這就使我們亞洲小民不勝羨慕之至了。但我擔心還是不會在亞洲得到注意的。這不僅是『思想上的懶漢』問題，還有一個只要劍而不要經的傳統嗜好問題，用劍，那是多麼用力小而收效大的工作呀！砍了就是。」胡風的命運後來果然比盧卡契悲慘得多。
1948年，國民大會召開，余漢謀被委任為陸軍總司令。一年後，他就職廣東綏靖主任，回到廣州激憤地對人說：「我以前沒有做過京官，很少接觸黨國要人，總以為他們對國家大事會有一套辦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幾個月陸總，和他們接觸多些，才使我認識到這班官僚飯桶。二三十年來，他們除了樹立私人勢力，爭權奪利，對國家大事確實毫無辦法，根本談不上為國家人民做好事。照我看，只要共軍渡過長江，勢必馬上解體，可以肯定是無法再堅持下去了。我這次回來為桑梓服務，希望團結廣東軍政人員，進而與廣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殘局。如不可能，只好認輸，絕不陳兵邊境，作最後掙扎，使廣東同胞重受戰禍，加重我的罪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