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蔣介石在政治上開始嶄露頭角，但仍不脫上海灘「小混混」色彩，其時日記中充滿了荒唐放蕩與自責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決心：「以後禁入花街為狎邪之行。其能乎，請試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記道：「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其後幾個月，日記中充滿自責，也確無「不良記錄」。但1920年初，他又無法控制自己的慾念，1月15、18日分別記有：「晚，外出遊盪，身份不知墮落於何地！」「上午，外出冶遊，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所，大發脾氣，無中生有，自討煩惱也。」直到夏天前的日記屢有：「邇日好遊盪，何法以制之？」「晚，又作冶遊，以後夜間無正事，不許出門。」「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這年夏天，他遇到舊友，言談中感到別人對自己的不屑、痛感自己為人所鄙，在8月7日的日記中云：「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關，則茫茫塵海中，無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為眾所鄙之虞！」9日則記道：「吾人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後的日記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戰的記錄，但此時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無「邪行」了。他寫道：「我之好名貪色，以一澹字葯之。」「見姝心動，這種心理可丑。此時若不立志奮強，窒息一切慾念，將何以自拔哉！」「欲立業，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絕欲。」「盪心不絕，何以養身？何以報國？」……可以說，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張伯苓多次說他辦教育的理由：「我在北洋水師學校，親見旅順大連為日本割去，青島為德國人所奪走。當我到濟公島的時候，看見兩個人，一個是英國兵，另一個是中國兵。英國兵身體魁梧，穿戴莊嚴，但中國兵則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舊的軍衣，胸前有一個『勇』字，面色憔悴，兩肩齊聳。這兩個兵相比較，實有天壤之別，我當時感到羞恥和痛心。我自此受極大刺激，直至現在，還在我的腦海中回蕩，我當時立志要改造我們中國人，但是我並非要訓練陸軍、海軍，同外國周旋。我以為改造國民的方法，就是辦教育。」
弘一法師當年執意出家，出家後竟後悔了，因為發現佛門原非凈土，故想還俗。馬一浮等朋友勸他說：「原先不贊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頭了。」弘一聽勸，打消還俗的念頭，終成一代高僧。
許春草對人說：「我信仰基督教，不是吃教，更不是信洋人，我是降漢不降曹，我是投降基督耶穌，不是和那些洋人妥協。」自從皈依基督，到86歲終年，無論大事小事，許都以耶穌的真理為指南，他的所有活動，貫串著一條十字架的紅線。他喜歡把自己的名字中的「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說：「我天天背負三個十字架，一個是國家、一個是教會的、另一個是家庭的十字架。」在這三個十字架的重壓下，他有時有如耶穌基督走上各各地那樣，心力交瘁；有時像以利亞在亞哈王追捕下，灰心失望，但他屢蹶屢起，終成圓滿。
徐志摩與其原配夫人離異而與陸小曼結合，徐之友好，多貽書勸阻，其師梁任公亦以千言書致徐，力勸其懸崖勒馬，免為世詬。書中說：「嗚呼，志摩！世間豈有圓滿之宇宙？」徐意堅決，復書亦說：「嗚呼，吾師！吾唯有於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耳！」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學校長及省監學等職，有一年中學學生畢業，省府派李為主試委員，李認真考試，學生恨之。一夜學生多人，手持木棒啞鈴，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頓，臨走罵道：「你這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李被人扶起，大聲說：「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後裹傷上堂，繼續考試，學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試。
1930年初夏，冼星海在巴黎打工。一天傍晚，老闆開恩准他提前下班，冼星海就直奔馬德里大街的巴黎音樂院。他常常在音樂院大門口徘徊，傾聽院牆內的弦歌音琴。這一天，冼照例在大門盤桓時，忽然看見一個中國青年從裡面走出來，冼星海不顧一切走上前，不管對方聽不聽，就做了一番自我陳述。此人正好是馬思聰，馬對眼前這位「南國簫手」也早有耳聞，但沒想到冼星海如此窮困潦倒。馬答應引冼星海見他的導師奧別多菲爾，冼星海自此如願以償音樂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