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曾對趙四小姐說：「我看蔣先生做中國的領袖，夠格。」這個年輕人認為自己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但有誠心服從能統一中國的人。他曾對人說：「我們爭什麼天下？奉軍南下河北、河南，佔領了不少地方，可連一個縣長也派不出？」他認為軍閥多「望之不似人君」。對趙四小姐說：「蔣介石言談舉止，像領袖的派頭，閻錫山不行，穿個大衫，像個買賣人似的。」
張群說：盧作孚是「一個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
晏陽初說：盧作孚是個完人。
梁漱溟說盧作孚：「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乎可比於古之賢哲焉」。
李公朴稱武訓為「現代的聖人」。武辦義學不僅在國內有很高聲譽，在國外也有很大影響，因其沒有文化，外人稱他為「無聲教育家。」
熊十力極少稱許別人，但他對馬一浮推許說：「馬先生道高識遠。」
賀麟評論馬一浮說：「馬先生兼有中國正統儒者所應具備之詩教、禮教、理學三種學養，可謂為代表傳統中國文化的僅存的碩果。」又說：「他尤其能卓有識度，灼見大義，圓融會通，了無滯礙。」
豐子愷在其隨筆《陋巷》一文中，稱馬一浮為「今世的顏子（淵）」。
鍾開萊是數學天才，年輕時卻受過林語堂影響。許多年後，鍾已是斯坦福大學數學系主任時，他特為去香港看望林語堂——晚年的林語堂一度住港——鍾看後大失所望，說他看到的林語堂「精華全失」。
馮友蘭曾批評胡適的治學精神：「適之先生的病痛，只是過於好奇和自信。他常以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經常指出古人所公認為不重要的人物來大吹大擂，而於古人所公認為重要的，則反對之漠然。這是不對的，因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樣遠啊！」然而他亦要為胡氏辯護說：「現在批評適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書批評他。但他們的態度多欠公允，因為他們常把適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話來攻擊。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有一年，金庸到台灣，跟李敖聊天，特別提到，在他兒子死後，他精研佛學，已是虔誠的佛教徒了。李敖說：「佛經里講『七注財』、『七聖財』、『七德財』，雖然有點出入，但大體上，無不以捨棄財產為要件。所謂『舍離一切，而無染著』，所謂『隨求給施，無所吝惜』，你有這麼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佛教徒，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呢？」金庸聽了，窘得無以對答。李敖認為，金庸的信佛，是一種「選擇法」：凡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這種偽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偽善」。
陶孟和說丁文江：「就對於地質學的發展一端來說，在君足可以稱為學術界的政治家。」
馬歇爾、司徒雷登等人曾稱頌梁漱溟為「中國的聖雄甘地」。
梁漱溟說：熊十力「晚年一頓能吃一隻雞」。
金岳霖說：據他所知，熊十力是中國研究佛學最深刻的一個人。
張申府說：如果中國有一個哲學界，金岳霖當是哲學界的第一人。
馮友蘭說話有點結巴，但是要言不煩，他曾經比較他和金岳霖的異同說：「我們兩個人互有短長，他的長處是能把簡單的事情說得很複雜，我的長處是能把很複雜的事情說得很簡單。」
梁漱溟在醫生問他有何要求時說：「我很累，我要休息。」說完就瞑目長逝。張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金岳霖說：林宰平是他唯一遇見的儒者或儒人。
林宰平說張東蓀：「太愛變了，並且變動的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