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獲此慈父，無上幸運
革命黨痛斥滿人對漢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無可救藥的腐敗，其言辭激烈甚至到了「詞近詬誶」的地步。保皇黨雖然言辭沉穩，但卻找不出足夠的理由為清廷辯解。梁啟超找到四點理由，一是「中國人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二是「只能經過開明專制以移於立憲」；三是為「不至助長衝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憲」，並「必須為彼（指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當之手段」，「若為彼所不能行，則是宣戰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等。梁啟超甚至吹捧光緒帝是數千年一遇的聖人：「皇上之聖德，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獲此慈父，無上幸運。」
專制的凶暴卻有進無已
清政府立憲運動期間，大量捕殺革命黨人。湖南商會會長禹之謨，在獄中就曾以血作書：「要知清政府下詔立憲，專制的凶暴卻有進無已。」
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
徐錫麟在刺殺恩銘的《光復文告》中說：「今則名為立憲，實乃集權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志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因而號召「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1907年，以吳稚暉為中心的一幫巴黎中國留學生創辦了《新世紀》雜誌，在鼓吹無政府主義、狂罵西太后的同時，也恨透了母語，認為正是漢語和漢字使四萬萬同胞陷入困頓，主張「改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即或不能立即推廣，也可以考慮先用英語、法語或德語來代替漢語。這種想法影響較大，吳的論敵章太炎的學生錢玄同完全接受了這個設想，並推波助瀾，提出了著名的語言革命的口號：「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肅親王審汪精衛謀刺攝政王案
汪精衛謀刺攝政王在當時是一個大案，由肅親王審理。肅親王看到從汪精衛身上搜繳的三篇汪精衛的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志書》之後，感慨萬分，非常佩服汪精衛的人品見識，更佩服汪精衛為革命獻身的精神。肅親王對清廷的腐敗也感到深惡痛絕，所以對革命黨人的反叛行為也十分同情，他後來說：「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黨反叛朝廷了。」本來加害皇族是滿門抄斬的死罪，但肅親王決定從輕發落汪黃二人，以安撫天下人心。攝政王載灃最初主張立斬汪黃二人，但經過肅親王的反覆勸說，同意從輕發落汪黃二人。
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10月，張文光在騰越發動起義，起義勝利後，騰越秩序穩定，但張文光對怎樣發展卻心中無數，他感慨說：「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孔子嫡裔來做「虛君」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康有為在日本，他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說，「積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廢之，甚非策也。」他認為可以用「舊朝舊君」，或者孔子嫡裔來做「虛君」，實行「虛君共和」。
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可不亡
武昌起義後，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內閣那桐辭職，曾舉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師之命。有人詰那桐：此舉豈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可不亡。」
文明革命與草寇異，當與巨家世族、軍界官長同心努力而後可
武昌起義爆發後，湖南革命派在共進會首領焦達峰領導下積極準備起義。譚延闓附和革命，他從立憲派的立場出發，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張，說「文明革命與草寇異，當與巨家世族、軍界官長同心努力而後可。」焦達峰卻很快被立憲派人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