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四月
在本書最初幾版刊行的時候，我們還不能度量托爾斯泰的思想在世界上的影響。種子還埋在泥土中。應當等待夏天。
今日，秋收已畢。從托爾斯泰身上長出整個的支裔。他的言語見諸行動。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先驅者聖約翰之後，接踵而來的有印度的救主——聖雄甘地。
人類史上畢竟不乏令人嘆賞的事迹，偉大的思想努力雖然表面上是歸於消滅了，但它的原素毫未喪失，而種種迴響與反應的推移形成了一條長流不盡的潮流，灌溉土地使其肥沃。
一八四七，年輕的托爾斯泰十九歲，卧病在卡贊醫院，鄰近的病床上，有一個喇嘛僧，面部被強盜刺傷很重，托爾斯泰從他那裡第一次獲得無抵抗主義的啟示，為他將來在一生最後的三十年中奉為圭臬，鍥而不捨的。
六十二年之後，一九○九年，年輕的印度人甘地，從垂死的托爾斯泰手中受到這聖潔的光明，為俄羅斯的老使徒把他的愛情與痛苦來培養成的；他把這光明放出鮮明的火焰，照射著印度：它的萬丈光芒更遍映於全球各部。
但在涉及甘地與托爾斯泰關係以前，我們願將托爾斯泰與亞洲的關係大體上說一個梗概；沒有這篇論文，一部托爾斯泰傳在今日將成為殘缺之作。因為托爾斯泰對於歐洲的行動，也許在歷史上將較對於亞洲的行動更為重要。他是第一個思想上的「大道」，自東至西，結合古老的大陸上的一切的分子。如今，東西兩方的巡禮者，都在這「大道上」來來往往。
此刻我們已具有一切為認識本題所必需的方法：因為托爾斯泰的虔誠的信徒，保爾·比魯科夫把所有的材料都搜集在《托爾斯泰與東方》一書中。《托爾斯泰與東方：有關托爾斯泰與東方宗教代表人物關係的通信及其他文件》，一九二五年。
東方永遠吸引著他。極年輕的時候，在卡贊當大學生，他便選了東方語言科中的阿拉伯－土耳其語言組。在高加索從軍的幾年中，他和回教文化有過年久的接觸，使他獲有深刻的印象。一八七○年後，在他所編的《初級學校讀本》中，發現不少阿拉伯與印度的童話。他患著宗教苦悶時，《聖經》已不能滿足他；他開始參考東方的宗教。他對於此方面的書籍瀏覽極多。比魯科夫在他的書末，把托爾斯泰瀏覽與參考的關於東方的書籍作了一張表。不久，他即有把他的讀物介紹給歐洲的思念，《聖賢思想》集便是這個思想的結晶，其中包括著聖經，佛，老子，克里希納的言論。他早就相信人類一切的宗教都建築於同一個單位之上。
但他所尋求的，尤其是和亞洲人士的直接的關係。在他一生最後十年中，亞斯納亞與東方各國間的通信是非常密切的。
在亞洲各國中，他感到在思想上與他最接近的是中國。但中國思想卻最少表白出來。一八八四年時，他已研究孔子與老子；後者尤為他在古代聖賢中所最愛戴。似乎一部分中國人也承認這類似性。往中國旅行的一個俄國人，於一九二二年時說中國的無政府主義充滿了托氏的思想，而他們的共同的先驅者卻是老子。但托爾斯泰一直要等一九○五年方能和老子的國人交換第一次通訊，而且似乎他的中國通信者只有兩人。當然他們都是出眾的人物。一個是學者ＴｓｉｅｎＨｕａｎｇｔｕｎｇ－』， (此人不知何指。)一個是大文豪辜鴻銘，他的名字在歐洲是很熟知的，北京大學教授，革命後亡命日本。最近斯托克書店出版了他的《中國民族的精神》的法譯本。（一九二七年）在他與這兩位中國的優秀之士的通信中，尤其在他致辜鴻銘的長信中，托爾斯泰表示他對於中國民族所感到的愛戀與欽佩。近年來中國人以高貴的溫厚態度去忍受歐洲各國對他們所施的暴行這事實尤其加強了托爾斯泰的情操。他鼓勵中國堅持它的這種清明的忍耐，預言它必能獲得最後的勝利。中國割讓給俄國的旅順這一個例子，（這件事情使俄國在日俄戰爭中付了極大的代價，）肯定了德國之於膠州灣，英國之於威海衛，必將歸於同樣的結局。那些盜賊終於要在他們中間互盜。——但當托爾斯泰知道不久以來，暴力與戰爭的思想，在中國人心中亦覺醒起來時，不禁表示惶慮，他堅求他們要抗拒這種思想。如果他們亦為這種傳染病徵服了，那麼必將臨著空前的大劫，不獨是在「西方最獷野最愚昧的代表者德皇」所恐怖的黃禍這意義上，而尤在人類至高的福利這觀點上。因為，古老的中國一旦消滅之後，它的真正的，大眾的，和平的，勤勉的，實用的智慧，本應當從中國漸漸地展布到全人類的智慧，必將隨之俱滅。托爾斯泰相信必有一日，人類生活將完全改變；而他深信在這遞嬗中，中國將在東方各民族之首，居於最重要的地位。亞洲的任務在於向世界上其餘的人類指示一條導向真正的自由的大路，這條路，托爾斯泰說，即是「道」。他尤其希望中國不要依了西方的方案與榜樣而改革，——即不要把立憲制度代替它的君主政治，不要建設國家軍隊與大工業！它得把歐洲作為前車之鑒，那種地獄一般殘酷的現狀，那些可憐的無產者，那種階級鬥爭，無窮盡的軍備競爭，他們的殖民地侵奪政策，——整個文明的破產，歐洲是一個先例，——是的！
在扎爾斯泰的忠告之後，我們試觀今日中國所做的事；第一他的博學的通訊者，辜鴻銘，似乎並未如何領悟：因為他的傳統主義是很狹隘的，他所提出的補救現代世界狂熱的萬能葯，只是對於由過去造成的傳統，加以絕對忠誠的擁護。在致辜鴻銘書中，托爾斯泰猛烈地批評中國的傳統教訓，服從君主這信念：他認為這和強力是神明的權利一語同樣無根據。——但我們不應當以表面的波濤來判斷無邊的大海。雖然那些旋起旋滅的黨爭與革命，不能令人想到托爾斯泰的思想，與中國聖賢的數千年的傳統如何一致，然而誰能說中國民族竟不是與托爾斯泰的思想十分接近呢？
日本人，由於他的熱狂的生命力，由於他對於世界上一切新事物的饑渴的好奇心，和中國人正相反，他是在全亞洲和托爾斯泰發生關係最早的民族（約於一八九○年左右）。托爾斯泰對之卻取著猜疑的態度，他提防他們的國家主義與好戰天性的執著，尤其猜疑他們那麼柔順地容納歐洲文明，而且立刻學全了這種文明的害處。我們不能說他的猜疑是全無根據：因為他和他們的相當密切的通訊使他遭了好幾次暗算。如年輕的ＪｏｋａｉＤｉｄａｉｔｓｃｈｏｏｌｕ，－日報主筆，自稱為他的信徒，同時又自命為把他的主義與愛國情操聯合一致的折衷派，在一九○四年日俄戰爭爆發時，他竟公然指摘托爾斯泰。更令人失望的是那個青年田村，最初讀了托爾斯泰的一篇關於日俄戰爭的文字，這篇論文載於一九○○年六月《泰晤士報》；田村於十二月中在東京讀到它。而感動得下淚，全身顫抖著，大聲疾呼地喊說「托爾斯泰是今世惟一的先知者」，幾星期之後，當日本海軍在對馬島擊破了俄國艦隊時，一下子捲入愛國狂的漩渦，終於寫了一部攻擊托爾斯泰的無聊的書。
更為堅實更為真誠的——但與托氏真正的思想距離很遠的——是這些日本的社會民主黨，反對戰爭的，英雄的奮鬥者，阿部畏三，《平民報》經理。在托爾斯泰的複信寄到之前，他們已下獄，報紙也被封了。一九○四年九月致書托爾斯泰；托爾斯泰在復書中感謝他們的盛意，但表示他痛惡戰爭，同時亦痛惡社會主義。這複信的內容，我在前文中已引述過一段。
可是無論如何，托爾斯泰的精神已深入日本，把它徹底墾殖了。一九○八年，正值他八秩誕辰，他的俄國友人向全世界托爾斯泰的朋友徵文，預備印行一部紀念冊，加藤寄去一篇頗有意義的論文，指明托爾斯泰給予日本的影響。他的宗教作品，大部分在日本都有譯本；這些作品據加藤說在一九○二——一九○三年間，產生了一種精神革命，不獨日本的基督徒為然，即是日本的佛教徒亦莫不如此；且由此發生了佛教刷新的運動。宗教素來是一種已成法統，是外界的律令。那時起它才具有內心的性質。「宗教意識」從此成為一個時髦名辭。當然，這「自我」的覺醒並非是全無危險的。它在許多情形中可以引人到達和犧牲與博愛精神全然相反的終局，——如引人入於自私的享樂，麻木，絕望，甚至自殺：這易於震動的民族，在他熱情的狂亂之中，往往把一切主義推之極端。但在西京附近，好幾個托爾斯泰研究者的團體，竟這樣地形成了，他們耕田度日，並宣揚博愛的教義。一九○六年十月三日，德富寫信給他道：「你不是孤獨的，大師，你可自慰了！你在此有許多思想上的孩子……」以一般情形而言，可說日本的心靈生活，一部分深深地受託爾斯泰的人格的感應。即在今日，日本還有一個「托爾斯泰社」發行一種每期七十面的頗有意義而浸淫甚深的月刊。ＴｏｌｓｔｏｉＫｅｎｋｙｕ（意為托爾斯泰研究）。
這些日本信徒中最可愛的模範，是年輕的德富健次郎，他亦參加一九○八年的祝壽文集，一九○六年初，他自東京寫了一封熱烈的信致托爾斯泰，托爾斯泰立刻答覆了他。但德富健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