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面貌有了確定了的特點，由於這特點，他的面貌永遠銘刻於人類記憶中：寬廣的額上劃著雙重的皺痕，濃厚的雪白的眉毛，美麗的長須，令人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像。蒼老的臉容變得溫和了；它留著疾病，憂苦，與無邊的慈愛的痕迹。從他二十歲時的粗暴獷野，塞瓦斯托波爾從軍時的呆板嚴肅起，他有了多少的變化！但清明的眼神仍保有它銳利逼人的光芒，表示無限的坦白，自己什麼也不掩藏，什麼也不能對他有何隱蔽。
在他逝世前九年，在致神聖宗教會議的答覆（一九○一年四月十七日）中，托爾斯泰說過：「我的信心使我生活在和平與歡樂之中，使我能在和平與歡樂之中走向生命的終局。」
述到他這兩句時，我不禁想起古代的諺語：「我們在一個人未死之前決不能稱他為幸福的人。」
那時候，他所引以自豪的和平與歡樂，對他是否能永遠忠實？
一九○五年「大革命」的希望消散了。在已經撥開雲霧的黑暗中，期待著的光明沒有來到。革命的興奮過去之後，接著是精力的耗竭。從前種種苛政暴行絲毫沒有改變，只有人民陷於更悲慘的水深火熱中。一九○六年時，托爾斯泰對於俄國斯拉夫民族所負的歷史的使命已經起了懷疑；他的堅強的信心遠遠地在搜尋別的足以負起這使命的民族。他想起「偉大的睿智的中國人」。他相信「西方的民族所無可挽救地喪失的自由，將由東方民族去重行覓得」。他相信，中國領導著亞洲，將從「道」的修養上完成人類的轉變大業。一九○六年十月致一個中國人書。
但這是消失得很快的希望：老子與孔子的中國如日本一樣，否定了它過去的智慧，為的要模仿歐洲。在他一九○六年的信中，托爾斯泰已經表示這種恐懼。被凌虐的杜霍博爾人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在那裡，他們立刻佔有了土地，使托爾斯泰大為不滿。「既然要容忍私有產業制度，那麼，以前的拒絕軍役與警役是無謂的舉動了，因為私有產業制全賴軍警制予以維持的，盡了軍役警役而沾著私有產業制之惠的人，比較拒絕軍役警役而享受私有產業制的人還較勝一籌。」（一八九九年致旅居加拿大的杜霍博爾人書）喬治亞人，剛才脫離了國家的羈絆，便開始襲擊和他們意見不同的人；而俄國的軍隊，被召喚著去把一切都鎮壓平了。即是那些猶太人，——「他們的國家即是聖經，是人的理想中最美的國家，」——亦不能不沾染著這虛偽的國家主義，「為現代歐羅巴主義的皮毛之皮毛，為它的畸形的產物」。
托爾斯泰很悲哀，可不失望。他信奉上帝，他相信未來：以後的事實證明他是不差的，上帝對於他的恩惠完全報答了。在他逝世前數月，在非洲的極端，甘地的救世的聲音傳到了。（參看本書《亞洲對托爾斯泰的迴響》）「這將是完滿之至了，如果人們能夠在一霎間設法長成一個森林。不幸，這是不可能的，應當要等待種子發芽，長成，生出綠葉，最後才由樹榦長成一棵樹。」一九○五年，《告政治家書》。
但要長成一個森林必須要許多樹；而托爾斯泰只有一個人。光榮的，但是孤獨的。全世界到處都有人寫信給他：回教國，中國，日本，人們翻譯他的《復活》，到處流傳著他關於「授田於民」的主義。在《大罪惡》的篇末，我們可以找到《告被統治者書》。美國的記者來訪問他；法國人來徵詢他對於藝術或對於政教分離的意見。一九○六年十一月七日致保爾·薩巴捷爾書。但他的信徒不到三百，他自己亦知道。且他也不籌思去獲得信徒。他拒絕朋友們組織「托爾斯泰派」的企圖。
「不應該互相迎合，而應當全體去皈依上帝……你說：團結了，將更易為力……——什麼？——為工作，刈割，是的。但是接近上帝，人們卻只有孤獨才能達到……我眼中的世界，仿如一座巨大的廟堂，光明從高處射到正中。為互相聯合起見，大家都應當走向光明。那裡，我們全體，從各方面來，我們和並未期待的許多人相遇：歡樂便在於此。」一八九二年六月與一九○一年十一月致一個朋友書。
在穹窿中射下的光明之下，他們究竟有多少人聚集在一處呢？——沒有關係，只要和上帝在一起有一個也夠了。
「惟有在燃燒的物質方能燃著別的物質，同樣，惟有一個人的真正的信仰與真正的生活方能感染他人而宣揚真理。」《戰爭與革命》。
這也許是的；但這孤獨的信仰究竟能為托爾斯泰的幸福保證到如何程度？——在他最後幾年中，他真和歌德苦心孤詣所達到的清明寧靜，相差得多少遠？可說他是逃避清明寧靜，他對於它滿懷反感。
「能夠對自己不滿是應當感謝上帝的。希望永遠能如此！生命和它的理想的不調和正是生的標識，是從小到偉大，從惡到善的向上的動作。而這不調和是成為善的必要條件。當一個人平安而自滿的時候，便是一種惡了。」致一個友人書。
而他幻想著這小說的題材，這小說證明列文或皮埃爾·別祖霍夫的煩悶在心中還未熄滅：「我時常想像著一個在革命團體中教養長大的人，最初是革命黨，繼而平民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正教徒，阿多山上的僧侶，以後又成為無神論者，家庭中的好父親，終於變成高加索的杜霍博爾人。他什麼都嘗試，樣樣都放棄，人們嘲笑他，他什麼也沒有做，在一座收留所中默默無聞地死了。在死的時候，他想他糟蹋了他的人生。可是，這是一個聖者埃」也許這裡是在涉及《一個杜霍博爾人的故事》。
那麼，他，信心那麼豐滿的他，心中還有懷疑么？——誰知道？對於一個到老身體與精神依然壯健的人，生命是決不能停留在某一點思想的上的。生命還須前進。
「動，便是生。」「想像一切人類完全懂得真理而集合在一起住在島上。這是不是生活？」（一九○一年三月致一個友人書）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他多少事情都改變了。他對於革命黨人的意見轉變了沒有呢？誰又能說他對於無抵抗主義的信心絲毫沒有動搖？——在《復活》中，涅赫留多夫和政治犯們的交往證明他對於俄國革命黨的意見已經變易了。
至此為止，他所一向反對他們的，是他們的殘忍，罪惡的隱蔽，行兇，自滿，虛榮。但當他更迫近地看他們時，當他看到當局如何對待他們時，他懂得他們是不得不如此的。
他佩服他們對於義務具有高卓的觀念，整個的犧牲都包括在這觀念中了。
但自一九○○年起，革命的潮流開始傳布擴大了，從知識分子出發，它侵入民眾階級，它暗中震撼著整千整萬的不幸者。他們軍隊中的前鋒，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托爾斯泰住所窗下列隊而過。《法蘭西水星》雜誌所發表的三短篇，一九一○年十二月一日。為托爾斯泰暮年最後的作品的一部分，令人窺見這種情景在他精神上引起多少痛苦多少凄惶。在圖拉田野，走過一隊隊質樸虔敬的巡禮者的時間，如今在哪裡。此刻是無數的饑荒者在彷徨流浪。他們每天都有得來。托爾斯泰和他們談過話，發現他們胸中的憤恨為之駭然；他們不復如從前般把富人當為「以施捨作為修鍊靈魂的人，而是視為強盜，喝著勞動民眾的鮮血的暴徒」。其中不少是受過教育的，破產了，鋌而走險地出此一途。
「將來在現代文明上做下如匈奴與汪達爾族在古代文明上所做的事的野蠻人，並非在沙漠與森林中而是在都會近旁的村落中與大路上養成的了。」
亨利·喬治曾經這樣說過。托爾斯泰更加以補充，說：「汪達爾人在俄羅斯已經準備好了，在那麼富於宗教情緒的我們的民族中，他們將格外顯得可怕，因為我們不知道限度，如在歐洲已經大為發達的輿論與法度等等。」
托爾斯泰時常收到這些反叛者的書信，抗議他的無抵抗主義，說對於一切政府與富人向民眾所施的暴行只能報以「復仇！復仇！復仇！」之聲。——托爾斯泰還指摘他們不是嗎？我們不知道。但當他在幾天之後，看見在他的村莊中，在對著無情的役吏哀哀啼哭的窮人家中，牛羊釜鍋被抓去的時候，他亦不禁對著那些冷酷的官吏喊起複仇的口號來了，那些劊子手，「那些官僚與助手，只知道販酒取利，教人屠殺，判罰流刑，下獄，苦役，或絞死，——這些傢伙，一致認為在窮人家抓去的牛羊布匹，更宜於用來蒸餾毒害民眾的酒精，製造殺人的軍火，建造監獄，而尤其是和他們的助手們分贓花用」。
這真是悲苦的事：當一個人整整的一生都在期待愛的世界來臨，而在這些可怕的景象之前又不得不閉著眼睛，滿懷只是惶惑。——這將更為慘痛，當一個人具有托爾斯泰般真切的意識，而要承認自己的生活還不曾和他的主張一致。
在此，我們觸及他最後幾年——當說他的最後三十年吧？——的最苦痛的一點，而這一點，我們只應當以虔誠的手輕輕地加以撫摩：因為這痛苦，托爾斯泰曾努力想保守秘密，而且這痛苦不只屬於死者，而亦屬於其他的生者，他所愛的，愛他的人們了。
他始終不能把他的信心感染給他最親愛的人，他的夫人，他